【專欄】台灣也應負起實現和平與正義的協力義務

俄羅斯部隊撤走基輔後，於附近的布查鎮，發現有數百平民遭行刑式槍決，引發國際震驚與震怒。如此殘忍的犯罪，實無法僅依賴國際刑事法院來為訴追，必得靠國際社會的共同協力。而身為戰爭犯罪的潛在被害者台灣，對此犯行能否管轄，卻是須檢討的嚴肅課題。

普世管轄權的形成
基於國家主權，任一國家的司法權，自以屬地管轄為原則。雖隨著地球村的形成，如海盜、劫機、人口或毒品販賣等，即跨越國境犯罪的增加，各國刑事管轄權雖不免擴大於此，卻仍忽略殘害人權之類的國際犯罪。而二戰後，盟軍於紐倫堡與東京成立超國家的軍事法庭，並藉由公平、公正、公開的戰犯審判，以免於勝王敗寇之口實，所謂普世管轄權，終於得以落實。
又於1990年代，南斯拉夫與盧安達相繼發生種族衝突，聯合國安理會於海牙成立特別法庭，以來審理相關的戰爭犯行，也間接促使1998年羅馬規約的簽訂，並在2002年於海牙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對戰爭犯罪的審判機構就因此常設化。
 
惟國際刑事法院，雖是對戰爭犯罪訴追與審判的常設性機構，但根據羅馬規約第1條，其僅有補充性管轄，即仍是以犯罪發生的所在國，擁有最優先管轄之權力。惟就布查屠殺事件來說，除非烏克蘭反守為攻，致進入俄國領土追緝戰爭犯罪者，否則，就只能寄望俄羅斯的司法機關進行訴追。只是這些滿手血腥的俄國軍人於回國後，只會受到表揚，不可能被審判下，故這種期待，就更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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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俄羅斯部隊撤走基輔後，於附近的布查鎮，發現有數百平民遭行刑式槍決，引發國際震驚與震怒。[/nop]
 
各國的協力義務
而在俄烏兩國，皆無訴追戰爭犯行的可能下，國際刑事法院的補充管轄權，似就顯露出重要性。只是在其無任何強力的執法機關下，實得依賴各國的協力，甚至是訴追義務。故羅馬規約第86條要求締約國，除須將規約所定的犯罪轉成國內法外，對於身處本國境內的國際犯罪者，更應負起訴追的義務，而不能置身事外。
 
而此強制條款，並非僅具形式意義，最明顯之例，即是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於1997年至英國就醫，隔年西班牙簽署羅馬規約，因規約明文國際犯罪無追訴時效，就發出逮捕令，並向英國請求引渡。最終雖引渡未果，但英國卻將之逮捕、拘禁，並遣回智利受審。從此就彰顯國際正義的實現，或許緩慢，卻非僅是宣示。
 
台灣法制的缺陷
故於未來，若有涉及布查屠殺案的俄國軍人進入台灣，基於普世管轄權及實踐正義之義務，自當對其為起訴與審判。
 
惟於我國刑法，並無針對戰爭或殘害人權等犯行有特別規範，致必須以殺人罪來論處。而依刑法第7、8條，針對領域外犯罪，除有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限制外，還須行為人、被害人，有一為我國人，才屬刑法效力範圍。故在布查屠殺案，無論行為人或被害人，幾乎不可能為本國人下，就面臨刑法效力不及的窘境。
 
從此結果，就凸顯台灣於國際正義與人權保障的實踐，存有相當大的落差。事實上，早在1953年，立法院就通過《殘害人群治罪條例》，其第2條還規定殘害人權，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只是此條例，除了條文過於粗糙與簡略致有違罪刑法定外，更未明確化普世管轄之原則，致只具有裝飾門面之作用。
 
國際刑法的必要性
為解決此困境，台灣有必要訂定一部國際刑法，除須明確規範戰爭、殘害人權、種族屠殺的犯罪類型，及對被告與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外，更應明文此等犯行，不論殺人、被殺者是哪國人，也無論犯罪地點是否在本國，都為此部刑法效力所及。這才是實踐和平與正義的最重要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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