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民族國家當前面臨的問題

國家源起於西歐封建制度結束之際，在二十世紀成為政治組織的必要形式。國家是現代性的象徵，它似乎沒有任何替代方案，又像是窮盡了人類的想像天地。

國籍歸屬的排他性和認同原則的單一性，使得國家就像一座建築的拱頂石，是凝聚社會團結的基本要素。

國家必須在三個層面上，或說三個領域上確保這樣的凝聚作用運行無礙，來奠定政治秩序：肯定和保衛集體認同感（象徵功能）、維持社會秩序（統治功能）和協調各種行為並使社會衝突獲得解決（調解功能）。

國家若想獲得人民認同，惟有將自己提昇為法治大本營和整合機構。同樣的，政治也必須透過一個強加的符號系統，並將公眾事務攬為己任，方能進行宰制。至於調解功能，它通常是藉著法律上或實質上的約束權，佐以象徵體系，來達成目的。

國家認同不再理所當然

這樣的機構，似乎遭到侵蝕，在歐洲，尤其是透過成立超國家的機構來展現；這些機構緩慢而穩健，趁那些會員國的管轄權萎縮，逐漸擴張它的勢力範圍。

人民對國家認同感，如今不再那麼理所當然，一些新的公民空間也在形成當中，並企圖對國家的排他性提出質疑。

這種認同感的「巴爾幹化」，讓國家更加難以控制人民的忠誠度。個人的處境像是被好幾個認同原則五馬分屍；這樣的分裂，活化了「離心力」，使國家認同感失去重要性。

國家是否過時？

盡管各種經濟間的相互滲透愈來愈深，削弱了國家的行動能力，但它仍須負責保障一些社會基本功能，其中包含傳統王室性質的（如警察、司法和國防），以及經濟和社會的。

國家至今還是構成優先的調解基準面，經濟平衡和社會凝聚都靠在這上頭，而且還有人呼籲它出來干涉，以便處理那些全球化過程中掉下來的碎片殘渣。

歐盟成立之初，不論它持續尊重各國的特殊屬性，還是朝著一個聯邦性質的體系發展，歐盟都不會和國家制度斷絕關係。

國家模式仍是各解放運動的參考對象：這些運動者非但不會和國家意識一刀兩斷，反而還打算藉著成立新的民族國家，重新成為他們集體命運的主宰。他們的目標就在將群體的不可分割性，轉換成國家的力量。

認同巴爾幹化的民族國家還是民族國家，這次英國脫歐公投即是明顯的例證。現在有人提出英國脫歐是民族主義的表現，當然，英國民族主義在這場公投中扮演一個催化劑。不過，以民族國家為例，當前民族國家還是面臨兩大挑戰，第一個是恐怖主義，第二個是全球化世界。

恐怖主義流行，挑戰強權國家安全

首先來看恐怖主義，以美國來說，美國是文化多元民族、政治單一民族國家。美國在越戰的失敗，以及後來卡特總統的領導方式，讓一大部份美國知識菁英相信美國式的「軟性強權」（即各種不倚賴武力解決問題的強權形式）有辦法克服軍事強權所無法超越的障礙。這個觀念延伸至今，已經讓美國在世界上建立起一個無人能敵的文化、財政和科技霸權。

1990年代末期，美國的戰略辯論開始集中在必須抵制全球化帶來的非對稱性威脅上，美國官方曾經公開以下幾項針對美國的非對稱性威脅：恐怖主義、遠距遙控的資訊戰爭、跨國犯罪組織、核生化（NBC）和導彈武器的激增。大致來說，非對稱性可以理解成對一些迂迴及攔路戰術，用的都是一些比較原始的手法，像游擊隊、偽裝術或心理戰，或者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和動盪（摧毀一些不可或缺的基本設施），或是藉由其它任何「法律之外」的手段，挑戰那些民族國家的價值標準和規範（法規、人權法、宣戰權、人權、國際法等等）。

恐怖主義浩劫，已經成為戰略分析時最壞的預設之一；非對稱性威脅的竄起，讓美國人不得不開始考慮如何加強維護國家安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廈之間的整合工作，從此就由一些為了反恐怖、反黑道和反間諜而成立的中間組織負責。

恐怖主義的流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美國所面臨的僵局，揭露強權市場的失調，如今不能光靠槍桿子來解決問題了，如果持續單邊主義的結果，反而造成強權在分散地點形成。

全球化新型社會型態，地方治理新哲學

其次，我們來看全球化，全球化過程，帶來兩個結果，一方面，它大大削減國家在累積和調解過程的干涉能力；另一方面，由於地方企業與各種愈來愈國際化的市場、路線和決策中心之間，互賴程度日漸提昇，促使地方上的政客和公務人員必須設法推動其經濟發展。一些城市拼命地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它們必須提供優惠稅率、斥資在最尖端的服務和基礎設施，總之，就是要懂得如何銷售自己和吸引投資人：城市行銷從此成為它們的策略性做法。

如今我們的社會型態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垂直式」，即完全取決於階級和剝削關係，反而逐漸走向「水平式」，問題在於無論自己是站在甚麼樣的層級上，這個遊戲都要一直玩下去，不能被淘汰。

這個新的社會型態，將地方權力置於一個雙重的挑戰之前，首先是本質的問題，在國際競爭環境中，要如何生存下去，並站穩腳步，同時又不會在地方的層次上加深社會排擠現象？各地競相在國際舞臺上推出一較長短的優惠，但這麼一來是否會與地方本身那些促進社會融合的新穎作法及政治行動，有所扞格？

地方分權面對的第二個挑戰是，在那些已經融入新世界經濟秩序的大城市與大部份被遺忘的中小城市之間，如何避免彼此的鴻溝越來越大？

治理，它意味著地方政府形式的深層改革，授與一些民間社會組織參與決策、行動和行動評估的權力。在拉丁美洲發展起來的參與式預算和城市諮詢的經驗，已經在這個方向開闢出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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