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中國近代史與不斷走上錯誤改造的中國人（上）

一、中國共產黨19大與習近平的紅色帝國

中共19大在10月18日正式開幕，全世界的媒體也開始對19大前後的中國政治做各種的報導與評論。法國第二大報《世界報》（Le Monde）稱習近平是紅色皇帝而君臨中國，他在2012年上場以後，於目前已經完全掌控軍隊。在社會方面，他加強對社會和治安的掌控，要恢復傳統的道德倫理以強調服從的價值；在經濟方面，他拆解龐大的企業集團，以便有效控制企業；在網路方面，他加強對網路的監控；在國際上則要挑戰以美國為龍頭的國際政治。對於19大，一般的看法大都認為習將建立以他為核心的強人體制，因此大家所關注的是進入第二階段的習近平能讓他多少的親近幹部進入最高領導部門，而這在10月25日即將有所揭曉。儘管一般的看法認為習的獨裁體制已建立，但是共產黨內部的權力發展始終處於難以捉摸的情況。

另一方面，19大的2,287位黨代表與政協所代表的財富加上7位常委和黨國高官的財富總額應超過2兆美金以上，這除了顯示中國經濟的發展之外，也顯示出經濟發展的果實集中於少數人身上，而共產黨漸漸變成了代表有錢人的政黨。

在這個同時，10萬的黨衛軍卻也已經進駐北京，實施了嚴格的管制，防民如防賊一般，整個北京好像是如臨大敵一般，許多異議人士被迫外地旅遊。顯然的這個社會存在著許多沒有被揭發出來的問題。

繼江澤民與胡錦濤之後，習近平打出了「中國夢」，要踏入全世界、領航全世界，但是其代價就是換來全世界對中國的畏懼與防堵。

這樣的中國會怎麼走下去呢？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沒有辦法走上西方的國家模式，反而把傳統的專制主義與共產主義結合，而形成所謂的紅色帝國。一個抱持很多問題的國家透過經濟的發展，形成個人獨裁的專制體制，以傳統的中華思想為基礎，形成新的帝國主義，其實這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結果。

對於全世界來說，這個中國看似帶來了許多賺錢的機會，但卻也為人類帶來夢靨 。也因此，我們要從歷史當中去找到何以會變成如此的答案。

其實，中國從孫文搞革命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沒有重視「個人自由與個人自律之精神的培養」，而只是追求國家權力的鞏固與擴大，而這正是今日中國形成的主因。今日中國會變成如此，其實孫文是罪魁禍首。因此作者在本篇文章中，要詳述這段思想史的發展。

二、共和制與立憲君主制的論爭

在清末的革命當中，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以歐美的自由思想為基礎的共和制理論已被加以主張，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鄒容與梁啟超，而五四運動正是繼承梁啟超思想的一場壯闊的運動。然而在中國面臨政治危機的情況之下，五四運動沒有產生全盤性、即時性的影響，即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接手來主導整個中國的發展，這就決定了日後中國發展的方向。

1. 革命派與改革派——君主立憲制與共和制之爭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在此後數年，革命派就與改革派就共和制與立憲君主制的選擇展開熾熱的論爭。革命派以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為舞台展開其對改革派的批判，而改革派則以《新民叢報》為舞台，而以梁啟超為核心展開其思想之宣導。

在這個論爭當中，革命派與改革派其實是有著若干的共通之處，譬如革命派與梁啟超都把中國當時的現狀看做是「君主專制體制」，兩者也同時認為中國體制改造的究竟目標是「共和制」，而兩者的差別在於：如何把現狀與究竟的目標加以結合？革命派主張要透過暴力革命，打倒君主專制體制，並立即將之轉換成共和制。相對地，梁啟超則主張在「君主專制體制」與「共和制」中間應經過「立憲君主制」，因此，革命並沒有必要，改革才是必要的。

革命派認為滿人沒有自發的意願與能力要將體制轉換成立憲君主制，那麼既然中國要進行改變，那就應該導入最新、最好的政體，因此，共和制以外的選項並沒有意義。

2. 梁啟超提出民主專制的問題

相對地，梁啟超把選項的幅度加以擴大，以便將自己的路線加以正當化。他認為政治體制的基本特性如果是由「民主—君主」、「專制—立憲」這兩個座標軸加以決定的話，那麼政治體制絕對不只是「立憲君主制」、「立憲民主制」（共和制）、「君主專制」這三者，在這之外還會有所謂的「民主專制」，「民主專制」是順隨「在政治上不成熟的民眾的感情」而行使政治權力的暴民政治。梁啟超認為民主專制不只是在理論上有存在的可能，它也是在歷史上發生的例子，例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獨裁即是。梁啟超認為把「君主專制」轉換成「共和制」就是一舉完成兩個課題，亦即「把君主制轉變成民主制」以及「把專制轉換成立憲制」，但是在民眾知識水準、道德水準很低的情況之下，如果要飛躍式地使「君主專制」即刻轉變成「共和制」時，反而要真正實現共和制會變得非常困難，而陷入民主專制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他認為「民主專制」比「君主專制」要危險地多，因為在「民主專制」之下，「動不動就被煽動家操縱的民眾」會順隨著感情用暴力來破壞既有的社會規範，而造出無秩序的狀態，尤其這個狀態會在民意的大義名分之下被正當化，如此一來，就不存在著可以抑制暴力的手段。因此，梁啟超主張「透過教育提高民眾的政治能力」是使中國能順利轉換成共和制的最好方法。

後來就在革命派與改革派就有關政治體制的選擇加以論爭時，論爭當中有關自由的看法就對中國未來政治體制的選擇產生很大的影響。在這個有關自由的論爭當中，鄒容與梁啟超的自由論是完全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所捨棄的。

三、初期革命派的自由觀

1. 鄒容的自由觀——盧梭的自由觀

1905年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個不同的革命團體組成，因此，孫文的三民主義除了興中會的人之外，在同盟會當中，只不過是一個樣板而已，不是全體共同的意見。因此對於自由的看法，在初期革命派的人士之間就有不少的偏差。當時，具有特色的見解主要有鄒容與陳天華的文章。

1903年，鄒容發表了〈革命軍〉的文章，這篇文章就與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陳天華的〈猛回頭〉兩篇同時成為「使革命的理念結晶」的文章。

在這當中，鄒容理論的前提是：人類出現的開頭，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自由與平等是天賦人權。但是不久，君主出現，最初的君主像堯與舜都是公益的奉侍者，因此民眾也尊敬他們，而把他們看做是「君」。他們即使是代表人，但絕對不是統治者，而民眾也沒有喪失他們的自由。但是隨著時間的經過，這個原則就不見了，後世的君主就拿走民眾的所有物，而將之加以獨占，以之為一家一族的私有財產，而且尊稱自己為君主，並使民眾沒有絲毫的平等與自由。鄒容認為這個最大的轉機就是始皇帝，始皇帝一旦統一天下，就把人民當做奴隸，製造出專制政體，他引用荒唐的預言與神的啟示來愚弄人民，詐稱天命，剝奪國民之所有而以之為僅自己能所有之物。

因此，對於鄒容來說，會跟隨而來的革命是「停止為奴隸而成為主人的革命」，是「使人們享受平等、自由的幸福革命」，而且必須是「恢復《天賦權利》的革命」。為了恢復中國民眾過去所應有的自由，打倒君主專制政體是不可欠缺的條件。在專制君主政體之下成為奴隸的中國民眾，在共和制之下，將會再度恢復自由。

2. 陳天華的自由觀——總體自由觀的出現與開明專制的想法

另一篇文章是陳天華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陳天華對於共和制的期待是「總體自由」的實現。所謂「總體」是指集合體的中國國民或漢民族，而「總體自由」是指他們從「專制君主與滿人統治的桎梏」當中解放出來，並從「帝國主義之威脅」中解放出來。陳天華認為：為了實現總體的自由，「個人的自由」毋寧是有害的。因為個人的自由會以完全的形態加以實現，其實是在無政府狀態的時候，而面臨瓜分危機的中國並沒有這種充裕的時間。倒不如應該說，在危機當中，為了確保「總體的自由」，「個人的自由」被限制也是不得已的事，特別在民眾知識水準很低的階段，要期待他們做出正確的判斷是會有勉強之處，既然如此，透過選舉選出的領導人，由他們以代行民意的形式來行使判斷權是有必要的。因此，陳天華認為在革命後的時期，所需要的是「開明專制」，這個「開明專制」要透過強力的權力集中，以追求民智的提升。

顯然的 ，陳天華的理論就成為日後中國人爭取國權行動的開頭。

3. 鄒容的自由觀與陳天華的自由觀的差異

鄒容的自由觀與陳天華的自由觀是有很大的差異存在的。鄒容認為為了恢復「天賦的自由」，革命是有必要的，如果革命政府再度陷入專制體制時，那麼，人民為了保護其自由，他們是有權利遂行革命以打倒政府。相對地，陳天華認為：為了實現「總體的自由」，革命是有必要的，為了確保「總體的自由」，革命政府必須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能力，甚至於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就連政府成為「開明專制」也是要被容許的。

在論爭的過程中，使革命派中的自由觀的分岐走上明朗化的就是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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