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和隱私

美國加州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去年發生一對恐怖份子法魯克夫婦殺人事件，這對恐怖份子被捕後，聯邦調查局從他們身上搜出兩支iPhone 5C手機。為了打開這兩支手機，取得恐怖組織的機密，調查局希望蘋果公司提供解碼，但是被執行長庫克拒絕了。該局於是依911事件恐攻後，國會所通過的《愛國者法案》對蘋果提起訴訟。但是，上個月調查局對蘋果撤告了，原因是該局已經找來駭客，自行破解密碼。現在反倒是蘋果吃驚了，質問調查局是如何破解的。

蘋果手機暢銷全球，普遍得到好評，最重要的原因是能保障使用者隱私權，不像中國的製華為手機含有後門程式，以便政府網軍進行監控。蘋果自認所設計的手機，是世界上最難破解的手機。因為使用者可以自行設定各種語言，加上幾個數字的密碼。如果你嘗試破解，只要按超過10次，手機就會主動鎖死。

蘋果堅持不願向政府退讓，引起正反兩極的評價：認為國家社會的安全比個人隱私重要的一方，譴責蘋果公司。但是，另一方則認為個人隱私是人權最重要的指標，蘋果堅持不向政府退讓是正確的。

再看另一個故事，和蘋果同樣是全球知名的公司雅虎。2004年5月發生一起事件：中國《當代商報》的記者師濤，把一份中共中央發給媒體的公文〈當前維穩工作要點通知〉轉發給設在紐約的《民主通訊》，這個機構是中國六四民運人士潛逃海外後成立的機構。《民主通訊》很顯然把老共的內部文件公開了，這下子引發老共不愉快，於是找到雅虎亞洲部門，要求提供寄件人的網址，就像美國聯邦調查局要求蘋果一樣。很顯然雅虎經不起老共的壓力，換一句話說，雅虎對中國政府屈服了，老共很快從IP位置追查到師濤。同年11月，師濤被捕，之後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名被判刑十年。
最近被交保的資深媒體人高瑜，很顯然比師濤幸運。高瑜也是洩漏國家機密罪被判刑七年，一年半後就獲得假釋。雖然假釋，前幾天還發生中國公安侵門踏戶，強拆高瑜家中書房事件，但是師濤直到2013年8月才提前獲釋。

這件事還沒完，2007年師濤的母親跑到美國，向美國國會控訴雅虎公司侵犯隱私權。經過媒體報導後，國會議員藍托斯在外交委員會舉辦公聽會，要求雅虎執行長楊致遠列席。在席上藍托斯大罵雅虎公司是「道德上的侏儒」。此事鬧得沸沸揚揚，最終還是雅虎花錢擺平，付出高額的賠償費。
在美國社會，人權還是高於政權。雅虎以為犧牲師濤、討好老共當權者，可以換取更大的市場，結果也是一場空。現在中國對國外的網站連結，審查更加嚴格，所謂的「網管」單位權力擴張。中國網民如果散播「反國家言論」，難逃監控下場。網民只要點擊五千次、轉傳五千次以上，幾乎會被鎖定、面臨判刑。老共企圖把「媒體全部改姓黨」的決心顯然沒有退縮，證明在中國沒有人權，也不能談人權。

我舉這兩則故事，目的不是討論大企業要如何捍衛人民的權利，而是每一個社會都會遭遇到：如果人權和國家社會安全兩者發生衝突時，一個公民應該選擇站在哪一邊？就像目前媒體討論正發燒的內湖女童被虐殺事件，箭頭直指吸毒者和精障人士。事件後政府雷厲風行，為了維護所謂的社會安全，把精障人士的人權隱私完全棄之不顧，強制「搖搖哥」丁姓病人住院，雖然一天後釋放，但難免給人政府有司作秀過頭的感覺。
丁姓病人常出沒政大社區附近，社區人士都知道他有精神疾病，但是從沒發生暴力攻擊事件。如果從社會安全網絡來看，在必須列管的諸多成員中，丁先生應該屬於最不具危險的一群。如果以目前台灣的精神病床床位而言，丁先生若需要強制住院，台灣精神醫療院所肯定人滿為患；如果再加上吸毒者和酗酒者，情況更加不堪。

根據中研院鄭泰安教授最近發表的報告，從1999到2010十年來，台灣因為經濟生活壓力和社會環境變遷，造成更多的廣義精神疾病，包括吸毒和酗酒，需要專業醫療關心的社會邊緣人口多出一倍之多。但是精神醫院醫療人力卻在降低中。以有限的人力服務日漸增多的病人，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為了社會安全起見，對病人採取分級列管，才是當務之急。準確列管而不侵犯人權，才是這個工作的重點，並且需要醫療和警政單位配合才能進行。

以美國為例，聯邦調查局曾經做過研究，發現暴力犯罪者、虐童者、性侵者，再犯比例高達60%，可見獄政教化效果偏低全球皆然。這些人口中有吸毒者、酗酒者、精障者、反社會人格者，一旦犯人服刑期滿重回社區，立刻又成為社區潛在隱憂。但是美國講究人權，這些犯罪者也有更生的權利和機會，在兼顧人權和防止再犯兩者之間，政府應該做的工作就是對危險人口分級建檔、訊息揭露（技巧性的揭露而不是公開性的揭露），把社區中所有前科犯、潛在犯罪者、具危險指數的人口資料，放在社區特殊網站上，每位居民有權可以隨時具名查詢，但是不能列印或公開，所以不侵犯人權。這些資訊就如同內政部公開的土壤液化潛勢區、斷層帶資訊，社區公民可以知道所住的地方房子是否安全。
同樣的，公民也有責任知道所住的社區周邊，是否有危險人物，以便提高警覺，甚至告知家人如何遠離這些危險人物。例如隔壁住戶是性侵犯，他的鄰居可以選擇是否和他交往；或者某條街上住著一位虐童犯，為人父母者可以預先防範；或者社區中有一位吸毒者，為人父母者可以教育孩子遠離他。
這些資訊的揭露，更應擴大到公開的場所，包括賣場、電影院等。在內湖事件中，如果賣場人員提早知道買凶器的人是吸毒犯，那麼立刻報警，說不定可以阻止悲劇發生。前一陣子燒炭自殺案件多，政府還規定賣場必須登錄購買者身分證件就是一個例子。

很多危險和悲劇之所以發生，大多數是因為我們沒有預料到，所以被害者沒防備。我們總是錯誤以為生活在台灣社會很安全，治安是警察的事，教育是學校的事，犯罪判刑是法官的事。一旦案件再發生，群眾玻璃心掉落滿地，只剩下情緒性的攻擊言論，對問題的解決一點幫助也沒有。
所以，我們往往忽略自己的生命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其實是要靠自己保護的，因為人有旦夕禍福。聖經也說過：「上帝從未應許天色常藍。」面對如叢林法則般的人類社會，生活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是天堂的享受。但是，營造社會安全有其方法，政府要做的工作，不是學習老共政權忽視人權，而是在人權和社會安全之間取得平衡。所以，請國會立刻推動《危險人口資訊揭露法》才是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