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長期的「例外狀態」與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理論家之一的Ulrich Beck曾指出，現代風險社會的要素之一，即是不斷的面臨各種緊急的「例外狀態」，從政治上的恐怖攻擊，移民、難民問題，環境上的突發與突然發現的汙染事件，經濟上的突發災難如金融海嘯。現代的行政機關與各式組織顯然已難以應付這些層出不窮之「意外」，而往往淪為補破網…而能否補起來亦未可知。例如，近日熱門的農地工廠、農地汙染議題、紫爆問題，與輻射疑慮食品爭議。本文不擬討論Beck是如何分析現代風險社會的現象、本質與運作方式。本文嘗試追溯，台灣社會之所以普遍存在這些巨型現代風險的意識形態背景。

自啟蒙時代以來，搞大開發、大建設、大生產，提升科技與生產力促進民生水準，被認為是一般現代社會追求「進步」的「常識」。可以看到，連蔣介石亦稱頌日本殖民台灣帶來的「現代化成果」。戰後以來，台灣便在美國之扶植下，逐步轉型為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經濟體系。但是，1970年代初期遭逢退出聯合國(1971)與石油危機(1973)的雙重打擊，給國民黨政權帶來嚴重的正當性危機。

如果我的理解正確，哈伯瑪斯指出的，現代國家的正當性，主要建築在透過執行實證法來保障(一)代議式民主(形式民主) ，並體現在國際上的獨立國家主權。(二)透過市場經濟保障各種基本人權 。台灣退出聯合國，使(一)遭到無可彌補的打擊，更別說戒嚴時代的「代議民主」本身便相當可疑。而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衝擊更使台灣的GDP一年之內由12%左右下降至2%左右，國民別說是政治權利，連基本生存都成問題 (包括擔心中國入侵)。1970年代社會上政經高層的瘋狂移民美國 (1971-80台灣移民美國人數為1961-1970之三倍多)，即展現了哈伯瑪斯所說的正當性危機 (民眾對政權與政治系統失去信心與忠誠)。可以說，失去聯合國席次，使台灣陷入長期的「例外狀態」…雖然原本也夠「例外」了。
核能 曾經是國民黨安定人心的的強有力符號
以此，十大建設，尤其核能，變成為國民黨安定人心的強有力的文化符號，由李國鼎回憶可知，十大建設並沒有經過理性計算的財政規劃 (包括後來的12大建設)，核一廠更是到1978年底才啟用。然而，十大建設與核能所象徵的進步，科技符號，卻早從1970初期開始歷久不衰，達到(部分)安撫人心的效果。類似的情況，也曾出現在美國，即使美國戰後不論從能源、財政、社會、經濟上，都沒有使用核能廠的需求與誘因。然而，核能科技本身象徵的「豐富量產能源」的感覺與「深奧的進步科技」，被拿來正當化發展民間核能產業的必要。
蕭新煌(1984) 的調查研究指出，即使近半數受訪民眾都不知道台灣已經蓋好兩座核電廠，也不甚了解核能，然而在政府宣傳下對核能卻抱持擁戴、樂觀的心態。可以說，蔣經國留給台灣的重大遺產之一，在於把追求大開發大建設大科技，拼經濟成長優先的「進步意識形態」，從此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在台灣缺乏實證國家主權的這種長期[例外狀態]之下，以哈伯瑪斯的說法，國家必須找到[替代機制]來安撫國民。「進步與科技」的意識形態在台灣同時得到藍綠陣營多數民眾的擁戴，應非偶然。至於對勞動權、實質薪資、弱勢與環境的損害與風險，如Beck所說的，變成為可接受的，必須接受的現代化[副作用]。

台灣也因此陷入了從卡爾施密特、哈伯瑪斯，乃至Beck所指出的（一）與（二）之矛盾，為了滿足國民對「進步」、「經濟成長」、「自主強國」的期待，歷任總統是難以對各種開發、與高耗能高汙染產業加以限制，以上當然是由（一）代議制民主與國家背書。然而由此而來的造成（二） 各種基本人權 (環境權、生存權、財產權、公投權) 的損害，卻反過來侵蝕（一）議會與國家政權的正當性。長期的核四公投運動，或可視為（一）與（二）之間矛盾的展現。
政府不能保障民眾 就是狂人出頭的時刻 
更別提，各種所謂的圈地開發往往只是淪為炒地，而跟提升實體經濟與民生水準無關，或甚至反而降低生活水準，而房市泡沫崩潰，或中國資金流入都是連帶相關風險。從炒房、金融商品、實質薪資停滯、汙染到食安、健康問題。也就是Beck所說的，越是現代化、高科技化、經濟全球化、公共服務私有化與環境商品化，副作用已不再只是副作用，也不再是某地方環境或「某某風險」問題，而是無所不在的「風險社會」。而在（一）與（二）的矛盾衝突之下，台灣會開始產生出走、，或者，鼓吹直接丟掉（一）來追求（二）的說詞，也就不足為奇。
用哈伯瑪斯的話來說，當民眾生活常識發現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的「正常運作規範」無能保障自己的時候，加上平常無法參與爭議政策決定，如食安、汙染、工資工時、開發、土地徵收等等。在心理壓力之下，選出狂人或追求想像中的專制偉人便是可能的出路。Beck 曾說 「對於這種(期待英明偉人來制衡現代組織弊病)的想法，我們這個(經歷納粹)世代的德國人是很難笑的出來，不過即使笑的出來也解決不了問題…」。 或更糟的，有辦法的偷竊國產、汙染環境、金融詐騙、炒地皮，然後屁股拍拍移民走人，爛攤子留給下一代。

有些國家由「傳統文化」方向著手，似乎認為只要發揚「傳統XX文化」，就能解決（一）與（二）之矛盾，這其實與處理以上現代風險社會問題無甚幫助。發揚「傳統XX文化」似乎只能提供（二）動員的資源，例如，納粹以發揚保存日耳曼傳統文化為名推行一些環保政策，卻無法調解（一）與（二）之矛盾。除非，發揚「傳統XX文化」是要把台灣帶回封建時代或脫離市場經濟，但這現實性應該不高。
風險社會的「例外狀態」增加 讓當權者無力處理危機
也有人由宗教找出路，想由宗教信條找回活在可悲的現代社會當中的救贖。然而發揚自身宗教教條可能的副作用就是，又造成迫害其他族群的風險。 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自得其樂，不過同樣對解決風險社會問題無能為力。當然，一旦政治人物為了選舉而棄守政教分離的原則的時候，又帶來更多風險。例如，山坡地宗教建築就地合法。在短期內找不到出路的情況，留在追求大開發大建設大生產的道路上看似安全的選項，不過，以台灣過去30年的發展看來，恐怕不能給予太多期待，反而可能埋下更多風險炸彈給下一代。也許，新興的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可以開始被認真考慮，而不只是口號。

總結: 搞大開發大科技的進步意識形態，曾強力支撐了台灣政治系統的正當性需求，然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已經給台灣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例外狀態」，國民黨近年的重大選舉挫敗，不光是中國因素，亦可視為其無法應對處理風險社會矛盾的正當性危機。台灣既已深陷風險社會，宜建立公眾參與風險溝通之法定機制，周桂田指出：「一方面需要學界搭建轉譯風險溝通的研發與行動平台，另一方面公眾參與本身為轉譯、實踐者，透過多元參與更能擴大並豐富轉譯的內容[…]以免造成全球化下，失業勞工與氣候難民間弱弱相殘的悲劇，最後進行無聲但劇烈的政治反撲」(引自自由時報11/28/2016)。風險溝通宜落實在正當聽證程序於各樣公共政策，告別大開發進步主義與少數黑箱決策，或可稍微紓解台灣看似無解的[例外狀態]帶來的政權正當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