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發展需要有新精神的建立

一、追求更上一層樓的台灣

在全球化的發展當中，台灣已無法抵擋全球化這股浪潮，相對地，融合不同族群的台灣，除了在政治上已脫離中國之外，在文化上也形成「與中國不同而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性格」。雖然台灣要以台灣的名稱取代中華民國尚需努力去說服感情上的中華民國主義者，但是在可期待的日子當中，人們是可以看到它是會實現的。

台灣要發展成為世界中的台灣，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的台灣，這個方向已是沛然形成。但是位處世界中的台灣要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呢？其實只要看各種媒體所發表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大家所思考的都只不過是如何在大國中求生存的思維，這跟以前台灣的童養媳是很接近的；民主是我們日常最經常講的一句話，但是所謂民主似乎只是選舉與政黨輪替的代名詞，民主所應具有的文化涵養，似乎不是台灣人所想接觸並想要陶冶自己的課題。民進黨雖然執政，但是作為國家的統治者與掌舵者，應該具有怎樣的精神涵養讓人民可以信賴呢？這似乎在藍綠長期對決的發展當中，並不會被提到、想到，因為掌握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蔣渭水創辦台灣文化協會時，批判台灣青年安於目前的小成，薄志弱行，更沒有大志，如果從這一點來看，現在的台灣人對於未來展望的態度與蔣渭水所說的是很接近的，並沒有改變，有改變的只是台灣人在戰後勇於與國民黨鬥爭而使民主獲得勝利。但這個因為有好的歷史條件（長期被迫害、外來性格的政權居於少數、冷戰的形成……等因素）而能打敗具有舊思維的外來政黨，果真能讓台灣人抬頭挺胸，帶領台灣人走出一條路嗎？或許，我們應該好好來看一下西歐是怎麼走過來的。

二、歐洲人從古羅馬找到近代化的關鍵 = 紀律化

事實上，在世界史的發展過程當中，中世末期的西歐各國因為商業的復活而使其經濟逐漸成長，並因此使得社會產生變遷。面對這種變遷，西洋人透過自己的力量去改變自己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並創造出新文化的發展。換句話說，從封建走上近代，其實是西洋人自己所走出來的一條路。

各位或許知道，台灣近代社會的產生是透過日本人的手，日本人透過警察與教師把台灣人的種種壞習慣加以矯正，這是日本人學習西洋所謂的「紀律化」而將之實現於日本本島與台灣。
所謂「紀律化」就是在西歐產生的運動，這個運動是要將組織成員的行住坐臥至其社會活動、思考、信仰全部加以掌握以使其符合一定的「型」，並透過這樣的做法來對於人進行改造，以使之變成「能夠符合組織所追求之目的之人」。而為了這個目的所被加以使用的手段就是使用被合理建構的規則與執行這種規則的行政來進行統制教育與訓練，以使之變成習慣。

近代初期的紀律化有由君主推動者，有由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在都市、教會、工廠等所推動者，也有由文化運動所推動者。

由君主所推動的紀律化有：將官僚組織、軍隊加以近代化，以使「自我控制、勤勉、對命令服從的原則」貫徹於其中；使國民的生活成為遵守法律、勤勉、合理、簡樸、清潔的生活；使國民的精神具有對國王忠誠、為國家盡力的心態，而充滿愛國心、民族主義。

紀律化最徹底的是軍隊，君主就以此為模範在教育上與國民生活上來訓練國民，並以軍隊為模範，要整體來運作社會的各種組織（學校、監獄、工廠、醫院等）。這就是軍國主義、斯巴達教育成立的緣由。

君主也重視把各種公共設施（都市、醫院、監獄、學校）加以近代化，例如追求巴洛克式的都市公園之設計、記念碑、建築物的設計。另一方面，君主將教會與家庭近代化也有所發展。換句話說，君主不只是要改變國家社會的結構，也要改變人們的精神與身體，使之能符合新的國家生活。

至於由都市所推動的紀律化者有：公共設施的整備與管理、居民的登記與管理、使都市生活有衛生、將都市生活更合理地建構、強化對於同業公會內部的統制、使工廠走上合理化、合理地使商業活動走上健全化、確立教會的組織與規律等等。

在文化運動方面所推動的紀律化，有：合理地建構學問內容，例如像笛卡兒從一個理性的原則有邏輯地去展開其哲學的演繹體系，也有由休謨（David Hume）與亞當．史密斯、康德等確立新的一元道德論，康德將「由理性控制的道德」加以體系化，並在理論上將之完整建構，而想要將「理性的自我紀律」貫徹至細部之處。

紀律化會帶來「由上而下對市民生活的介入與改變」，因此，也就招來重視傳統者與重視自由者的反彈。不過，紀律化以及為了達成紀律化所制定的各種法與 polizei（政策）使人與社會文明開化，並依此製造出近代人與近代人活動的基盤。同時，這個紀律化也成為近代初期國家對人民壓迫的象徵，而成為追求自由之運動所加以攻擊的目標。隨著日後資產階級的興起與壯大，由絕對君主所建構的新國家就被新的市民階級所取代。
 
三、歐洲近代初期的時代精神 = 新斯多噶主義

但重要的是上述這種近代化精神的起源可以溯源至在泛希臘化時期所產生的斯多噶學派。斯多噶學派主張「以理性來克制情欲的禁欲主義」，並從禁欲主義的立場，主張應該對政治等的各種社會活動加以參加，並在社會活動當中，透過禁欲與自律有榮譽地從事各種活動。

斯多噶學派的這種立場在文藝復興前後，隨著歐洲人對於古代羅馬的關心的高漲，隨著士紳（gentleman）意識的高漲，就再次抓住歐洲人的心。當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以後所產生的人文主義就開闢出一條路，讓人們重新對於「塔西陀（C.Tacitus）、西塞羅（M.T.Cicero）、塞內伽（L.A. Seneca）等所具有的軍人性質的生活價值」乃至「斯多噶學派之哲學家的生活價值」再次做評價，也讓人們對於「在羅馬的軍事學、羅馬的軍事行動中所可以看見的嚴格自我訓練、生活的規律化、組織整建的傳統」重新做評價。

結果，古代羅馬的各項政治德目 = 威嚴、節度、堅忍、紀律就被再度加以重視。利普休斯（J.Lipsius）承襲這個發展，於1854年出版了《不動心》（De Constantia），主張斯多噶學派的克己的精神所具有的重要性。於是在近代初期，利普休斯等人就把斯多噶主義活化，而形成所謂的「新斯多噶主義」。這個新斯多噶主義對於領導人提出了理性的自我統御，以使自己正確生存於社會當中。
 
四、新的統治階級 = gentleman 的新理念

這個新斯多噶主義在20世紀之前，就持續成為菁英教育的主軸，而成為士紳階級精神自立的骨架，這些士紳階級是近代社會的領導人，他們取代舊的統治貴族，而由貴族、鄉紳階級（gentry）、有教養的專業人士（被稱為 professional 的律師、大學教授、公證人、醫生、文筆作家等，這些人除專業教育之外，也接受被成為 liberal arts 的教養教育）組成。

在英國，人們從希臘的古典，特別是柏拉圖主義引導出「有教養的為政者」的理念，而艾利歐（Thomas Elliot）寫了《為政者之書》（1531），這本書描繪出理想的士紳階級，認為士紳階級為了要具備成為為政者所應有的教養與各種德性，要具有希臘、羅馬的古典教養。這本書在50年之間出了八版，對於士紳階級的理念的普及非常有貢獻，而這個理念不外就是：為教養所培育出來，而能夠做出「取得中庸的無私判斷」之政治人。士紳階級在開始時擔任地方行政，後來隨著中央集權化的發展，士紳階級也進入英國的中央政治。

對於士紳階級的形成、發展及其所應具有的德性，恐怕不是本文所能清楚交待的，但是我們卻可以從歐洲的歷史當中知道歐洲的近代化中，他們的菁英階級產生了新時代的精神，而持續帶領了歐洲的發展，台灣人是否可以從這裡看到了自己未來應有的方向呢？或許台灣人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像康德在德意志精神史上所展開的精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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