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要怎麼走出自己的路？

人活著，如果他不是超凡入聖的聖人很清楚知道自己所面對的真理的話，那麼人就必須有一個目標、有一個人生的目的去追求，否則人生會走得渾渾噩噩，就如同愛拼才會贏的歌詞中所說的，沒有目標的人將會像是無魂有體的稻草人。同樣的，一個共同體、一個國家也要有目標、有目的，才能帶領這個群體的成員可以過著有色彩、有意義的人生。

台灣走到現在，總算漸漸踏上不同的文化構成體可以互相包容、互相共存、共同開創共識的新階段。但是這樣的台灣要怎麼走下去呢？

如果從福佬人、客家人的歷史來看，他們從移民至台灣到日本統治之前，是很典型的「賺食人」，為求溫飽而努力打拼，這個漢人社會是典型地服從於唐山官員統治的庶民社會，人們用著傳統的農民革命方式，對清廷展開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抵抗，皆被無情地鎮壓下來。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透過日本人的眼睛去觀看世界，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型菁英，也產生了新型的社會運動，但是這些台灣的知識分子們所展現出來的未來景像卻是吳濁流筆下的亞細亞的孤兒 = 一個盤旋在對台灣、中國、日本認同的錯亂意識當中而發瘋的瘋子。

從2016總統大選的結果看得出來，台灣的中國要素已縮小在一群年紀較大的深藍支持者當中，而傳統上透過高壓政治所形成的壓迫文化對台的影響，可以預見將會逐步縮小。但是，在台灣人漸漸可以開創新局的時候，台灣人似乎仍像是亞細亞孤兒一般，茫然不知道要走什麼方向而去。我們似乎仍可看到傳統的賺食文化好像幽靈一般纏繞在穿著現代服裝的台灣人身上，這一群人似乎無法看到自己的未來。

其實在歐洲的歷史上，有兩個處於落後的國家，因為知識分子的覺醒與開創，而創造出這兩個國家在世界史中的舉足輕重之地位，這兩個國家就是德國與俄國。

英國與法國透過百年戰爭（1337-1453）形成了最早的近代國家，尤其英國很早就透過清教徒革命與光榮革命，建立了立憲主義，並使民間的力量掌控了國會，使得他們的資本主義可以自由來往於世界各地，而法國比英國更早漸立了集權統一的國家，並透過1789年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調的現代國家。但相對地，德國始終是陷於分立的局面：外國人跑到德國境內打宗教戰爭（1618-1648），使德國死亡將近2/3的人口；當法國發展啟蒙運動，高唱理性與自由時，德國人民水準依然低落；而德國的統一是在1871年才完成。當英國、法國都透過選舉選出代表決定國家政治時，德國各個獨立的邦還是身分制的社會，貴族特權橫行，農奴依然存在，人民完全獲得選舉權而建立民主共和國竟然是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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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德意志帝國於凡爾賽宮成立。圖／取自維基百科（Photo：Anton von Werner/公有領域）[/nop]

事實上，就在上述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德國的知識分子就先行進行了知識革命，這個革命就是從康德哲學開始的德意志觀念論，這個理論在黑格爾到達高峰。這些德國哲學家把英國、法國的啟蒙思想建構成有體系的思想，黑格爾說：歷史的底層存在著法則，這個法則就是自由會不斷擴大，歷史在希臘人的手中，脫離了東洋永遠的停滯，而把自由擴大到一般市民。

這種自由會越來越擴大，而普及於全人類，是黑格爾的理論會走上的結論。

但是，德國人就在這種理論當中，幫他們自己找到了方向。這個方向的提出者就是在拿破崙打敗普魯士之後，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的費希特。費希特認為要實現人類這個普遍目的的主體會移轉到「宗教改革」與「德意志哲學」的實現者——德意志民族的手中。他認為德意志民族不單單只是依地緣、血緣而成立的共同體，德意志民族同時也是透過精神的教化，而以精神原理為依據的「文化民族」。費希特認為德意志民族是從現在朝向未來，要實現人類普遍的目的，同時，這個民族也是要形成自己新的歷史的民族，德意志民族是沒有過去歷史的包袱而產生出來的民族。

德國人負有歷史的使命要將自由推廣於全人類，其實就給德國人日後一條清楚的方向，挑起一戰與二戰是德國對世界的負面影響，但戰後歐盟的形成卻是這種哲學的實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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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央銀行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圖／取材自 pixabay（CC0 Public Domain）[/nop]

另外一個落後國家走向世界舞臺的例子就是俄國，其代表人物就是世界創造出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列寧，他的主義則是在俄國的精神風土上所產生的革命獨裁思想，也就是〈由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少數人集團進行「革命獨裁」的思想〉。

俄國在歐洲是最落後的國家，而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y; Romanov Dynasty）的形成是在17世紀之初。俄國沒有經驗過西歐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在拿破崙遠征俄國之前，近代的思想幾乎沒有到達俄國。俄國的工業革命是在19世紀的80年代才開始的，比起英國晚了一百年，比德國晚了五十年。

到19世紀的時候，俄國產生了革新的思想，也就是19世紀初期的「十二月黨員」叛亂被後來的鎮壓政策加以壓制之後，想要將俄羅斯加以近代化的賀爾岑們的思想，這些思想就潛入地下。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以後，承襲俄國傳統的改革思想就在貴族與上流階級的子弟們當中產生了「那羅德尼基」的思想。為何這種改革思想會在上流階級的子弟們當中產生呢？這是因為當他們接觸到西歐的近代思想以後，他們對於〈在自己的所有地上工作的農民〉具有罪惡感，因為：農奴解放在法律上是使農民自由了，但農民的生活在經濟上和他們是農奴的時候並沒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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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鮑里斯‧克斯托依列夫的畫作，描繪1861年農奴們聆聽農奴解放宣言。
圖／取自維基百科（Photo：Борис Кустодиев/公有領域）[/nop]

這種「在榨取農民之上而生活的罪惡感」就使他們產生了如下的想法：真正為了解放農民，就要打倒專制王朝，而且要以過去俄國所存在的農村共同體為基礎來實現社會主義。這樣的人就被稱為「那羅德尼基」，他們所揭舉的口號是：走到人民（那羅德）那裡！他們並沒有形成體系性的思想，而是一種斯拉夫主義的感情，這種感情是他們把「俄國農民及其母體的俄國國土」當成神聖之物，他們把壓迫俄國農民的王制加以否定，想回到俄國本來的姿態。他們對於西歐的產業文明與啟蒙思想顯示出極端的反感，而他們的方法就是組織秘密結社，以暗殺皇帝與政府的大官為目的。在朵斯托耶夫斯基（Fë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ii, 1821-1881）的小說中，時常會出現俄國人接吻大地的場面，而這就顯示出斯拉夫民族的使命感，而這個使命感就是：〈在俄國大地生根的農民〉才是世界的救世主。那羅德尼基的思想就是把這種思想加以具體化，這種思想其實是：要救濟被工業文明污染的西歐諸國者，正是不知這些污染的後進國家的俄國農民。

這種俄國農民是救世主的思想在後來就被列寧採用而形成工農兵同盟的思想，也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無產階級與農民來實施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轉化成全歐的規模的無產階級革命。姑且不論共產革命帶給世界的好壞，但是一個落後的野蠻國家也是在他們知識分子的努力之下，為俄國找出一條路，而這個帶給世界的影響還持續至今天的普丁政權。

台灣雖小，但是台灣只要有心，台灣也可以成為頂天立地的國家，但問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敢不敢去面對自己貧弱的知識呢？敢不敢徹底改變自己的體質呢？李前總統登輝曾提出主體理論，前教育部長杜正勝也提出同心圓理論，但是像李總統的理論卻得不到銜接，因為李總統在日本統治時期獲得這種思想的教育基盤在台灣早已消失無蹤，人們所能看到的是以政治統治、控制人民為基本動機的御用學者所寫出來的看不懂的文字。台灣的大學的哲學系、政治系、歷史系尤其是這些御用學者的大本營，台灣人也被這些學者搞成是人文知識的落後者。正因為如此，台灣的知識分子必須效法康德等的德國哲學家去突破台灣的知識困境，為台灣找出一條可昂首闊步於世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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