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迫轉型的中國經濟結構與習近平的新常態
在習近平五年前就任總書記時,中國因為經濟成長,而使工人的工資增加。中國到目前為止的經濟發展,是藉由低工資,擴大出口而成為世界的工廠,並持續2位數的經濟成長,但是這個模型已被迫要轉換。此外,中國其他的大的社會問題就是空氣汙染等環境的惡化以及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貧富差距擴大。
習近平的領導階層就打出要把經濟成長的速度從「高度成長」轉換成「中高度成長」的方針,同時也要把經濟成長的動力從「厚重肥大型的產業」轉換成「IT產業等新世代的產業」,以引進新的經濟成長模型。這種新經濟發展的理想模型就被稱為「新常態」。
二、大規模的投資的景氣政策造成僵屍企業的殘存
在雷曼兄弟所引起的世界經濟恐慌之後,由於中國所採取的景氣對策是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結果就造成厚重肥大型的產業有著過剩的產能,例如鋼鐵、水泥與煤礦即是。許多的這些企業,其經營是沒有效率而出現紅字的,但卻因為政府的庇護而殘存下來,這些企業就被稱為「僵屍企業」。習近平的目標就是要淘汰這些企業以提升經濟效率。實際上於其後,據說《製造低劣品質的小規模的鋼鐵製造業者被淘汰》是有相當程度的進展。但是在真正推動改革之前,其實有兩大障礙擋在前方。
三、改革與景氣對策的矛盾
一是這個改革帶給景氣的影響。
中國政府從2014年正式推動經濟結構改革,其具體的對策就是壓制《會造成沒有效率的企業存活的公共投資》。在2014年初有15%以上的成長率的公共投資在2015年後半快速縮小。更且,中國政府緊縮影子銀行貸款給不動產業者的金融,結果,許多企業就被淘汰,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口,因而使景氣惡化。結果,中國政府害怕造成社會混亂,又相反地擴大投資。但是一增加投資,又使得僵死企業殘存下來,習近平因此不悅,而使得投資又再度被壓下來,其後政府的投資時增時減。如果推動改革,而景氣過冷時,又會再度造成投資的增加,這就形成「改革」與「增加投資」的蛇型路徑出現。
四、國有企業對改革的抵抗
1、重視市場機制的改革方針
另一個障礙是在僵死企業當中占多數的國有企業有很多共產黨幹部存在。其實,在四年前,習近平領導部門就國有企業打出劃時代的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在分配資源時,要使市場擔綱決定性的角色,也就是要把經濟結構轉換成「活用民間資本,重視市場規律的經濟結構」。這個方針被提出的背景,其實就是國有企業被過於優待,使有活力的民間企業的成長遲不進展。
2、改革將使共產黨幹部喪失既得權益
但是與國有企業有很強關聯的共產黨幹部對於改革強烈地加以抵抗。這些國有企業在過去10年因為巨額的景氣對策所帶來的恩惠而不斷吃香喝辣。這些企業如果被淘汰的話,共產黨幹部將會喪失既得權益。因此,改革是否成功就看是否能夠壓制這些抵抗勢力。
3、改革會牽涉派系的政治鬥爭
改革之際,要淘汰那些企業呢?其實就會有很多政治的思考纏繞在改革的執行上面。就這種意義來說,國有企業改革其實是政治鬥爭的另一個修羅場。在這個改革當中,透過打貪推動改革或許是有效的手段,但問題就在於打貪會牽涉派系的敵對與鬥爭。
4、反彈顯然已出現
事實上,於上個月,中國政府的幹部說:「黨的領導是國有企業的根,是靈魂」,而要求黨加深對國有企業的經營判斷。這樣的發言有人就將之解讀為與改革的方針是逆行倒退的,顯然這個改革已在共產黨內部顯示出反彈。
五、不改革,很難全球化
事實上,習近平講中國要繼續深化全球化政策,但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接受國家的補助,而以不當的便宜價格將其產品出口到海外,這已被許多國家批判。如果無法順利推動改造,那麼中國在世界貿易當中將遭到越來越多的報復。
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後,中國並未經歷重大的社會動亂與政治體制的變更,而順利達成經濟成長,但是再下來的經濟結構改變已是要對中國政治的內部產生重大的衝擊了,而在19大之中,習近平並未如預測可以像毛澤東一般掌握大權於一身,在江澤民與胡錦濤與其共治之下,這個經濟結構能否順利轉型,顯然好戲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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