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台灣文化的省思 – 第4講  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思考》

文/陳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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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陳慶坤。

今天的主題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思考

若是說台灣有文化，我們可以確認都是外來的殖民文化，屬於台灣自我文化在被殖民的歲月中消耗殆盡。因為這些外來文化，在殖民政策下早已泯除屬於台灣的主體性思考，四百年的歷史只不過是一部被殖民的文化歷史；也是做為「他者」的地方文化史。

因此，我們必須探討什麼是文化的「主體性」；「主體性」的思考是如何產生的？

「主體性」（Subjectivity）是指人在實踐活動中展現出的自主、能動和創造力，是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它與意識、能動性、人格、現實和真理的觀念有關。

在哲學意涵上有三個層次：

1.自主與能動：指個體在面對世界時的自主性和創造性，而非被動接受。

2.主客關係：在認識論中，主體性是認識的主體（人）與被認識的客體（事物）之間的關係，強調主體在建構知識中的作用。

3.自律與自由：包含獨立意識和自由追求，是個體能夠為自己做主，並負起責任的基礎。

「台灣主體意識」是一種政治及文化論述，在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成為主流思想之一。基於臺灣為中心的思考，台灣民族主義的力量，突破中國中心主義、中華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建立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民主制度與文化認同。

因此，它涵蓋了認識台灣主體與被殖民認客體之間的關係，強調個體或群體在特定情境中，能夠基於自我意識、自主判斷並採取行動。

台灣沒有「文化的主體性」思考，與四百年被殖民文化籠絡有關。以下列舉清領時代《台灣通史》與90年代杜正勝「同心圓理論」，作為彼此對照關係的案例加以說明文化的主體性異位關係。

清領時期連橫（1878—1936）所著的《台灣通史》，確實是台灣當時的集體記憶，但以目前史學知識之普遍加以檢視，是一部沒有台灣主體意識的史書。從連橫在日治時代求學、為官、思想言論的事蹟，終其一生他都自認是中國人，所以他的《台灣通史》是站在中國為主體意識來寫這一部史書，台灣史成為以中國為主體的「邊陲史」。

連橫以典型儒家知識分子自居，致力於保存中華民族正氣，認為台灣同胞是「中國人也！」。《台灣通史》就成為他以中國「道統」承先啟後自命，「經世致用」儒家哲學貫穿全書。尤其〈台灣通史序〉與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成為早期高中國文課本必讀、必考的一章，中國千年歷史文化精神前後呼應，因此不具備台灣意識的文化主體意識。

其次《台灣通史》第一句話就說：「臺灣固無史也。」這是史實，但《台灣通史》體裁仿效漢代司馬遷《史記》體例而成，書中早為歷史學者點出諸多謬誤不談，但起自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侵略台灣「浮海求夷」開始，終於1895年割讓日本，落在今天政治的觀點，《台灣通史》卻成為國共兩黨一口咬定，主張「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說法。

《台灣通史》旨在創造屬於中國在台灣主權意識，並沒有台灣主體性無庸置疑。。

相較於90年代杜正勝教授所提出的「同心圓理論」，是以台灣為主體性的理論，問題是它還是無以抵抗大中國主義者的圍攻、謾罵而中箭落馬！

2000年政黨輪替，杜正勝被任命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2004年陳水扁當選連任總統，杜正勝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在任期間以90年代他所提出的「同心圓理論」，石破天驚提出台灣主體性論述。

以台灣為中心，一圈圈向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有如同心圓般擴散；只是這種「中性的」台灣史史觀與歷史架構，被黨國學者、政要權貴從四面八方群起批判、攻訐，因此並未實踐於台灣的教育改革之中。

但在2006年大學指考歷史科首度出現「橫躺台灣地圖」入題，再度引起當時大中國主義者如喪考妣的批評和攻擊。要杜正勝用擔架抬著橫的進入立法院接受質詢！？

在地圖上用不同的角度看台灣；從理論事實上「不同角度看台灣」，遭到在台中國人的凌遲，可見黨國宰制台灣，就是只准許台灣人限定在中國的框架之下思考，不能有所逾越！

台灣的地圖位置，是要像個媳婦，只被放在小角落，永遠仰望大中國，不能自己當家作主。台灣人失去自我人格的「主體意識」，也就失去了文化的主體性創造其理至明。杜正勝在謝長廷當行政院長的時候，以怕被國民黨立委盃葛、省麻煩為由被撤換下台？

笛卡爾「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認為這是一個絕對可靠的真理與第一原理；康德提出「先驗主體性」，無不是在確認自我主體意識的思考存在，是一個絕對可靠的真理。人通過實踐不斷塑造歷史，並在歷史進程中持續創造生成。

因此，「主體性」在歷史文化上，強調台灣獨立於中國文化歷史遺產的獨立性；在教育、文化上需要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為教育理念，莘莘學子在完成基本教育學程之後，才具有判別主體意識與殖民者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對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