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化」的文化論述

台灣人自覺性的文化論述最早起自日治時代的「文化協會」。

台灣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明的洗禮，民主、自由和人權思想、民族自決等思潮，激起台灣知識分子的共鳴，於1921年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發起成立「文化協會」，是台灣人有自覺文化意識的濫觴。

文化協會其旨在傳遞理念與價值觀，追求台灣集體意識與思想的政治團體，推動近代知識文化普及，這在日本殖民教育下尋求台灣人自我主體意識的建構，堪稱是一場文化啟蒙運動。相較於中國國民黨竊占台灣的洗腦教育，歷經80年台灣人的自覺性顯得遲鈍、不彰。

該會在成立宣言〈台灣文化協會趣意書〉表示：「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章程規定「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另以《台灣民報》作為機關報，辦理演講、讀報社、演劇和影片播放等。

只是，謀台灣文化之向上，並沒有將台灣的主體意識張揚，因為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是一個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為主，所組成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成員以醫師、地主、公學校畢業生、留學回國的學生、農民、工人、商人、律師、士紳等。

「民族主義」是哪一個民族！文化協會是將台灣放在世界殖民歷史來看待，並將殖民統治與抗日視為世界殖民地反抗運動的一環。換言之，透過政治運動的訴求大於文化啟蒙的意義。十餘年的文化協會，波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只能類似台灣二戰後的黨外運動，與文化運動似乎無涉。當然從泛文化的定義而言也是一場社會文化運動，在此不另贅述。

因此，導致文協成立以來，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戰線，隨著留學日本、中國的學生大量增加，這些留學生在海外接受當時世界社會主義思想潮流並帶回台灣，對文協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文協在民族主義之外，又添增了社會主義的色彩，為此埋下了左右分裂的局勢，也開啟文協瓦解、解散的遠因。

文協中重要幹部連溫卿屬山川均主義；王敏川屬福本主義、蔣渭水受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影響最大。放在今天台灣政治環境的時空背景加以解讀，等於只是共產黨派與親中國民黨派之分而已，並無涉台灣獨立自主的思想啟蒙。

因為這些極左相關幹部如翁澤生、蔡孝乾等都是中共黨員。左派勢力一直希望文協能對社會運動提供更直接的支援，甚至成立政黨爭取權益。雖然林獻堂、蔡培火等右派仍希望維持文協創會會旨所提倡的以「文化活動為主」？但是雙方的衝突到了1926年已勢同水火，各項運動路線的論述，將雙方的衝突推向分裂。

檢視這一段十餘年的「文化協會」，真正留給台灣的不是台灣文化主體意識的建構，更不是台灣文化精神、藝術創作的啟蒙運動。勉強可說是一場透過「文化的覺醒」，以政治運動為手段的政黨治政的濫觴。

換言之，日治時期「文化的覺醒」，留給二戰後台灣人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壓榨、屠殺的抗暴運動，取得了精神上的延續與支持；但另一方面，也給予「政黨政治」找到合理的理由，成為民進黨進入中華民國體制，自我「合理化存在」的正當性！

更諷刺的是，蔣渭水的「文化協會」另組「台灣民眾黨」，卻成為柯文哲假借、轉移、奪取台灣意識的詐騙手段，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時空變異，與日治時代彷彿歷史重演？

因此，真正以台灣文化去建構台灣主體意識、文化藝術創作的主體性，在台灣還沒有發生過！？然而，精神文化是人類歷史的傳承與社會發展的基礎，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是凝聚台灣人成為國家的必備條件。

期待屬於台灣文藝復興運動真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