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緬懷前大法官黃茂榮教授── 探討法律解釋學解決憲政困境（第2-2篇）

文/陳櫻琴

黃茂榮大法官於年初遠行，學術界和學生輩辦理多場追思紀念研討會，發表稅法研究的論文，以紀念黃老師；數位影音時代，並採用導讀講座直播課程，有一系列《法學方法論之父──研讀黃茂榮教授之「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心得》。面對當前的憲政難題，憲法解釋和審判機制空轉，我們重讀黃老師著作，細細思索法律解釋學解決憲法法庭困境的可能性。

惡法非法，過去提報流氓違法違憲

黃教授的鉅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除了以民法舉例法學方法外，對威權時間台灣憲法和行政法等憲政公法領域亦有批判，例如過去的提報取締流氓方式，黃老師書中列出「惡法非法／惡法非約」為大標題；針對流氓的定義太過籠統，討論「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時代的立法和解釋，政府認定是否流氓，適用對象之價值判斷不盡苟同，因此一再引起各界的反對。

法學方法論的重要課題之一是「法律解釋」，黃老師著作引用德國學者賴德布魯（Radbruch）的理論，區別「文學的解釋」與「法學的解釋」：文學解釋的任務是作者寫出他精神作品中的思想，也就是追思作者已想過的（Nachdenken eines Gedachten）。而法學解釋的任務在追尋寫於精神作品自身的意旨，不管它是否曾為任何人有意地放進去；也就是將被思考過的事情，再繼續思考到底（Zu-Ende-Denken eines Gedachten）。

黃教授擔任民法教席多年，提出 「現代民法」的期許，實則思考所及為整體法體系，其擔任大法官在新世紀之後（2008-2016），實者早年對法律保留原則和司法機關的法規範審查權著墨甚多。

參與釋憲對憲政發展極具貢獻

據統計，黃大法官任內，參與作成90件 憲法解釋（651至740號），其中主筆的有8件，提出68作意見書，謝銘洋大法官指出，這些解釋對我國的憲政發展有極為重要貢獻。

司法院大法官受理釋憲，過去以做成「解釋」方式達成；制定「憲法訴訟法」之後，以開庭公開審理方式，進行「裁判」， 確實是台灣憲法實務的重大進展。惟近來因為大法官人事同意權在立法院的卡關，憲法法庭部分運作停擺，甚有部分大法官抱著不出席會議的態度，更令釋憲機關陷於困境，短期似無解，大法官作為「憲政維護者」的職能弱化，徒令全民期待落空。

我們研讀前大法官黃茂榮的見解，從法律解釋之「解釋循環性」，論「法律保留原則」和大法官的職能，甚有啟發。他寫著：「憲法第23條所制定之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之法律，在解釋上，依這種法律固得對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加以限制，換言之，法律限制憲法（有關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之規定，但這些法律必須依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有關的憲法規定被解釋。」

黃老師強調，憲法規定大法官有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權」，它意味著司法機關（大法官會議）在法規具體化上的終審權。（《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280-271頁）。

法律解釋解決憲政困境的可能性

換言之，這是憲法賦予憲法法庭的強制義務，具有終審權的大法官責無旁貸應進行法律解釋或憲法審判。

本書終章，黃老師提出「價值法學的特徵──引用法律原則作為形成體系的紐帶，其貢獻在於指出法律概念之儲藏價值的功能，或發現隱藏於法概念後面的價值，並以之為基礎展開其對「法律概念」與「法律原則」間之探討。
主要特點在於活化法律體系，使法律不 因體系化而僵化，具有開放性和動態性，可以接納日新月異及態樣萬千之生活事實，與之對應提供解決問題之新的或彈性的標準。這是人類追求至善的意志和能力的反映。而且一直處於發展中，而未至終點……。（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書卷末頁）

法律的學習切忌成為「純法條主義者」！筆者記得有幾回在舊台大法學院徐州路綜合研究大樓頂樓，向黃老師請益法學方法，他說著德文子句有點長的中文， 告訴我們：開放的體系很重要，它將日新又新！吾輩也應當不斷追隨黃老師學習法律解釋學和法學方法論，我們的社會法律制度有了「開放的、彈性的法律體系」，讀法律用法律的人才不會淪為「法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