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世雄（前明道大學校長)
現代人跟20萬年前的智人祖先相比，基因只有不到0.5%的差異。也就是說，現代人是用石器時代的基因，來應付快速變化的科技和充滿複雜資訊的生活。
現代人用和石器時代差不多少的腦容量，每天要接受數以千萬計、五花八門的資訊，其中還穿插了大量共產極權國家發動的認知戰，來自抖音、短影音的垃圾資訊。現代大多數年輕人不再深度閱讀，不再進行邏輯思考，無法建立批判性的思維。這終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會造成社會集體愚蠢。
早年希特勒帶領的納粹德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近年中國小粉紅四處出征，都是典型社會集體愚蠢的案例。即使在思想自由的台灣，也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集體愚蠢現象。
什麼是「集體愚蠢」？
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在其名著《群眾心理學》（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1895）中提出「集體愚蠢」（Collective Stupidity）的概念，他指出，當個人進入群體時，其理性往往會被情緒所吞沒，導致集體的判斷力低於任何一位單獨個體。
這與我們熟知的「群體智慧」剛好相反，「群體智慧」指的是多數人在一起集思廣益，使決策更聰明；而「集體愚蠢」則是多數人一起幹蠢事。這些行為在當下可能被包裝為「人民的聲音」、「民主的展現」，但事後卻經常被歷史證明是災難的起點。
過去希特勒和毛澤東都善於利用簡單的口號愚民，其實就是造成社會集體愚蠢的典型案例。
當我們歷熟悉史：從極權到民選，愚蠢不分制度
德國納粹的誕生─當情緒勝過理性
1933年，希特勒內閣通過的一項將總統職權暫時中止並轉授予總理的法案。這項法案將使希特勒成為元首與軍警的最高統帥。8月19日，此法案在德國全民公投中獲得89%的選民認同，希特勒透過這次公投獲得政權與軍權。
幫助他上台的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簡單激烈的口號：「德國人至上」、「猶太人是敵人」。一個教育水平全球領先的國家，在恐懼與仇恨的煽動下，集體投下導致二戰爆發與猶太人被大屠殺的選票。
這不只是獨裁者的錯，而是千萬名選民一起用選票把災難請進門的結果。
中國毛澤東與文革─正義之名的浩劫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全國紅衛兵「清洗舊思想」。無數民眾、學生響應他的口號，認為自己在做救國的事。結果造成十年浩劫，知識斷層、國家停滯、數百萬人死亡。
這場災難不只是一場獨裁指令，而是整個中國社會集體參與愚蠢，卻自認為正義的結果。現在中國狂熱小粉紅，當然也是再一次社會集體愚蠢。
台灣也不例外：我們投票的集體愚蠢，也曾令人後悔
韓國瑜與「發大財」─口號治市的荒謬劇
2018年，韓國瑜以「人進來、貨出去、高雄發大財」的簡單口號掀起政治旋風。這個口號幾乎沒有可行的政策細節，卻憑藉直白、簡單、接地氣的語言征服了媒體與選民。
高雄人選了一位不熟市政、不熟地方，甚至後來公開表示「市長只是墊腳石」的政治人物。不到兩年後，他被高雄市民用史上最高罷免票數請下台。
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整個社會對口號迷戀的縮影。
柯文哲與「垃圾不分藍綠」─去政治化，還是去責任化？
柯文哲的名言「垃圾不分藍綠」，一度被視為台灣政治「清流」。但這句話從未明確界定什麼是錯、誰該負責，只是在一種反對一切的氛圍中，製造情緒共鳴而逃避政策討論。
結果是：支持者來自對社會失望者，政績卻難以兌現。口號響亮，卻無法真正治理台北市，民調永遠是全國倒數第一，到最後還落得官司纏身。
後遺症：當社會集體愚蠢過後，我們失去更多
當社會陷入集體非理性時，錯的並不只是一次選舉結果，而是一連串深層的系統性崩壞的後遺症：
1. 制度信任崩解：選民不再相信選舉能帶來改變，轉向犬儒與無感。
2. 社會對立加劇：情緒式選舉助長仇恨與分裂，公共對話空間萎縮。
3. 政治品質下降：優質人才退出，政治場域只剩口號與流量競賽。
4. 改革動能消失：政客只敢討好，不敢改革，政見全是討好眼前的買票政策。
5. 歷史記憶模糊：人民習慣失望，也習慣遺忘，錯誤一再重演。
這種現像在選舉的時候最容易出現，幾年前，韓國瑜只靠一句「人進來、貨出去、高雄發大財」就選上高雄市長，後來又被罷免；柯文哲只靠一句「垃圾不分藍綠」再度選上台北市長連任，後來終因貪腐身陷囹圄。這些年老的韓粉和年輕的柯粉，有些也是見過世面，也有很聰明的人，但是他們已經習慣於趨附群體反應，在舒適圈過得自在逍遙，而不願去思考和改變。
雖然，「理性的選民」只是神話，但所有選民仍有義務盡力做出理性的選擇，若僅憑一時的情緒去投票，有時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結語：下一張選票，不只是政治選擇，更是智商測驗
民主制度的可貴，在於它給了人民選擇的自由。但我們別忘了，自由也意味著你有權選擇愚蠢的自由，也有承擔後果的責任。歷史一次次提醒我們，當選民放棄理性，沉迷於口號與情緒，那麼選票將不再是美好未來的保證，而是災難的邀請函。
請記住：我們不是在選一個說話最有感的人，而是在選一個能真正面對問題、提出解方的人。台灣不需要再經歷一次集體愚蠢的循環，我們需要一場集體清晰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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