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願音樂大過紛爭

（記者鄭松維∕台北報導）由愛底家教會主辦、台灣愛底家生命培育協會協辦的林威雄《名畫背後的聖經故事》新書分享會，1月31日下午三時在淡水中正路一段55號愛底家教會舉行，到場賓客上百人，聆聽作者講解創作歷程。 上市一周便登上博客來藝術類排行榜的《名畫背後的聖經故事》，作者林威雄三個月來馬不停蹄的到各地分享創作故事，這個周末，在財團法人台灣愛底家生命培育協會創辦人趙守貞牧師的邀請下，來到淡水小鎮分享，他以「生命中的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成為別人的光」現身說法創作的感悟，期許每一位讀者都能活成一道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光，走出黑暗。」 年過70才出第一本書的林威雄，不曾想過第一本書便能獲得廣大讀者的迴響，甚至有讀者寫了近千字的文字告訴他，翻夜間對生命的感悟。他很慶幸，身為基督教家庭第三代信徒，四十年的職場熙熙攘攘的生涯，與教會互動有限，直到退休後，發現年少種下的信仰早已深植，這段歷程，猶如心中摯愛林布蘭的畫作。 許多讀者提到世界三大名畫之一《夜巡》作者林布蘭，都會提到他的聖經故事代表作《浪子回頭》，為一生風華絢爛，漂泊多年後黯然返家的林布蘭，感嘆生命無常之際，也為其歸家安息感到欣慰。林威雄對照林布蘭年輕的畫作《回頭的浪子》筆下浪子的穿金戴銀，與《浪子回頭》中一身布衣、兩手空空伏在父親懷裡的姿態，正是林威雄生命的真實寫照。 曾任台灣麥當勞、上海肯德基與台灣寶島眼鏡等多家知名企業高階主管的林威雄，想讓心中的信仰也能成為讀者心中的光，於是在疫情期間重拾對西方藝術的熱情，成立工作室在YouTube分享名畫背後的故事，分享300多輯後，在鄰居也是資深出版人張維新的鼓勵下，決定將影音轉化成紙本，讓更多人透過名畫背後的信仰故事，找到並推開一扇光亮的窗。在現場讀者充滿光彩的跟隨眼神中，他慶幸自己信仰啟程的起點再次點燃，希望這道光，和每一讀者會聚，成為照亮別人生命的火炬。 中華出版基金會董事長張維新在分享會中引言提到，身為一個鄰居和好友，不避嫌的為大家推薦，《名畫背後的聖經故事》不僅是一本把「聖經故事」和「藝術名畫」真正結合在一起的書，更是「實體書」與「線上影音」成功整合的一本代表作，每一則故事的下方，都放上了QR Code，讀者用手機掃描就可以觀看同一主題的影片。此外，作者在原本 YouTube 的內容基礎上，特別新增了「聖靈啟發」與「思想延伸」，說明故事和這幅畫作的屬靈信息，並提出一些開放的問題與反思，上市後獲得許多讀者回響分享，都非常實用、也非常深刻。 身受孩子們喜愛的趙守貞牧師奶奶，分享會後特別送出新年禮物，這場藝術講座將延續一年，每一個月最後一周的禮拜六下午，都將在淡水小鎮協會基地舉辦故事分享會，歡迎讀者道協會來一起見證信仰與施命的故事。  

  文/黃春生(牧師)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法律的存在本應是為了守護尊嚴、自由與公共善，而不是成為權力者自肥、壓迫人民的工具。然而，當立法權背離正義時，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古老卻迫切的問題：惡法，究竟是不是法？ 一、從「惡法亦法」到「惡法非法」：法治的分水嶺 主張「惡法亦法」（Lex iniusta est lex.）的觀點，強調程序正義與秩序穩定：只要法律經由形式合法的程序通過，即便內容不義，仍具有拘束力。這樣的立場，表面上維繫制度運作，實際上卻可能讓不義披上合法外衣。 歷史的警鐘早已敲響。二戰時期，納粹政權正是透過「依法行政」，將種族滅絕包裝成國家義務，最終造成「依法屠殺」的人類悲劇。台灣的戒嚴年代亦然：刑法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等法規，皆是形式合法、實質壓迫的惡法，嚴重戕害人民的思想自由與人身安全。 與此相對，進步的法治思想主張「惡法非法」（Lex iniusta non est lex.）。這一立場可追溯至奧古斯丁、阿奎那的自然法傳統，也在近代由馬丁路德金恩牧師等公民運動者具體實踐：凡是違反公平正義、基本人權的法律，在道德與實質上不具真正的法律效力。因此，人民不僅沒有遵守惡法的義務，反而被賦予抵抗不義的責任。 二、副署惡法：行政權的良知試金石 在民主憲政體制中，行政首長的副署權，並非橡皮圖章，而是一道良知的防線。當立法權明顯偏離公共利益，行政權若仍選擇副署，無異於與不義同流。 當前，中國國民黨、民眾黨在立法院強推所謂「三大修法」，正是對這道防線的公然挑戰。這些修法，與國家安全、人民福祉毫無實質關聯，卻與特定政黨與個人利益高度重疊。 三、三大修法的本質：政黨利益的量身打造 第一，修《衛星廣播電視法》——為特定媒體解套。 透過刪除主管機關得以駁回換照的關鍵條文，甚至企圖溯及既往，讓已遭撤照的電視台復播。此舉不僅為中共媒體滲透、中天鋪路，更將徹底削弱媒體監理，危及公共言論空間。 第二，修《立法院組織法》——為個人除罪。 將助理費重新定義為立委的「補助」，等同於把「詐領助理費、公積金」的行為全面漂白，形同替顏寬恒等案件量身打造免責機制，踐踏「專款專用」與反貪腐的基本原則。 第三，修《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為黨國遺緒洗白。 排除「曾隸屬於國家」的組織，使救國團、婦聯會等長年依附威權體制累積的龐大資產得以合法化，恐造成國庫高達四百億元的潛在損失，重創轉型正義。從這一點來看，國民黨過去為威權時期的邪惡道歉都是假的，台灣應該要學習德國1991年通過的除垢法(Lustration)，徹底清查威權遺緒、達成社會轉型正義。 四、程序的踐踏：逕付二讀的民主倒退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重大修法，竟未經充分的委員會審查與社會討論，而是以「逕付二讀」的方式強行表決。這不只是程序瑕疵，而是對代議民主的公然蔑視。法律若失去審議，就只剩權力；權力若不受制衡，就只剩剝奪。 五、關鍵少數的抉擇：站在人民，還是權力？ 在這樣的時刻，社會自然要追問：自稱「第三勢力」、「關鍵少數」的台灣民眾黨，究竟選擇站在哪一邊？是站在國家利益、民主法治與人民權益的一邊？還是為了短期的權力算計，默許甚至支持這些自肥的惡法？很顯然的，民眾黨擁護「惡法」，選擇與邪惡同流。 結語：守住良知，才守得住法治 歷史告訴我們，真正摧毀法治的，從來不是人民的抗議，而是權力對不義法律的順從。副署惡法，不是中立，而是共犯。 歷史願我們記得：法治的靈魂不是條文，而是正義；民主的根基不是多數，而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只要還有人願意為公共良善發聲、為弱勢挺身，惡法終將失去它的偽裝。促進公義的國度，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及世界走向上帝國的願景。 說到底，這不是藍或白的問題，而是人民要不要繼續做一個有良知的公民，要不要促進上帝國的公義與良善價值。

  ※蘭亭序緣起？ 《蘭亭序》的緣起是 東晉文人的一次雅集活動，旨在進行春季淨化儀式（修禊）並賦詩唱和。  蘭亭雅集始末 時間地點：晉穆帝永和九年（西元353年）農曆三月初三，時任會稽郡守的王羲之在浙江紹興會稽山陰的蘭亭（今浙江紹興）舉辦了這場盛會。 參與人員：包括王羲之本人，以及謝安、謝萬、孫綽等共四十二位當時的名士和子弟。 活動內容：眾人舉行了古代江南的「修禊」習俗，即到水邊採摘蘭草以驅除不祥。隨後，他們進行了名為「流觴曲水」的飲酒賦詩遊戲。 在蜿蜒的溪水邊，眾人席地而坐，將酒杯放在小盤中，任其順流而下。酒杯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必須即興賦詩一首，否則就要飲酒受罰。 當天共有二十六位參與者作了三十七首詩。 創作契機：活動結束後，眾人決定將這些詩篇彙編成冊，並推舉微醺狀態下的王羲之為這本詩集作序。王羲之乘興揮毫，寫下了這篇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  文學與書法價值 《蘭亭序》不僅是描述聚會盛況和抒發個人情懷的文學作品，也因其超凡的書法藝術價值而流芳百世。文章開篇描述了蘭亭的優美景色，隨後筆鋒一轉，表達了對人生短暫、生死無常的感慨，融合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據傳，王羲之後來酒醒後曾多次嘗試重新書寫，但都無法達到原作那種興到神來的境界，使得這篇帶有塗改痕跡的即興之作成為千古絕唱。  ※請詳細解說：古代江南的「修禊」習俗與「流觴曲水」 古代江南的「修禊」與「流觴曲水」是源遠流長的傳統民俗，結合了宗教祭祀、身體潔淨與文人社交。以下為詳細解說： 一、修禊（ㄒㄧㄡ ㄒㄧˋ）：除災求福的淨化儀式 「修禊」原本是古代的一種祭祀習俗，其核心意義在於「祓除」（ㄅㄚˊ ㄔㄨˊ），即消除災厄、求取吉祥。 時間與起源：起源於春秋時代。最初選在農曆三月上旬的「巳日」（上巳節），魏晉以後才固定在農曆三月初三。 活動方式：古人會前往水邊，用香薰草藥（如蘭草）沐浴、盥洗，或是用清水潑灑身體。 象徵意義：古人認為春季是萬物萌發、病疫易生的時節，透過臨水洗滌，可以帶走冬日的晦氣與疾病，達到身心的潔淨與新生。  二、流觴曲水（ㄌㄧㄡˊ ㄕㄤ ㄑㄩ ㄕㄨㄟˇ）：從祭祀演變為雅集 「流觴曲水」是修禊活動中的一項娛樂環節，後來隨著文人參與，逐漸演變成一種高雅的社交與文學創作活動。 運作方式： 引水成渠：參與者坐在人工引導或天然形成的曲折溪水（曲水）兩旁。 置杯漂流：侍者將盛滿酒的「羽觴」（一種帶耳的酒杯）放在彎曲溪流的上游，任其順流漂下。 停杯即飲：當酒杯在某人面前停下或打轉時，該人就必須取杯飲酒。 文人規則：到了魏晉時期，這項遊戲增加了「吟詩」的難度。如果酒杯停在面前，該參與者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即興賦詩一首；若作不出來，則需受罰多飲幾杯酒。  三、歷史地位與影響 這兩項習俗之所以在後世家喻戶曉，主要歸功於西元 353 年的「蘭亭雅集」： 文人範式：王羲之等人的參與，將單純的民俗節日提升為文人情感抒發、探討生命哲理的社交盛會。 藝術結晶：當天二十六位名士所賦的三十七首詩，由王羲之揮毫寫下著名的《蘭亭集序》，使「修禊」與「流觴曲水」成為中國文化中「魏晉風流」的經典象徵。  直至今日，許多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仍保留有類似「曲水宴」的傳統文化展示。 ※《蘭亭集序》，又稱作《蘭亭序》、《蘭亭敘》、《蘭亭帖》、《禊序》、《禊帖》、《臨河序》、《蘭亭宴集序》，為東晉書法家王羲之所作，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是晉代書法成就的代表。《蘭亭集序》共計324字，凡是重複的字都各不相同，其中20個「之」字，各具風韻，皆無雷同。王羲之酒醒之後，過幾天又把原文重寫了好多本，但終究沒有在蘭亭集會時所寫的好。 歷史 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王羲之與兒子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獻之，孫統、李充、孫綽、謝安、支遁、太原王蘊、許詢、廣漢王彬之、高平郗曇、餘姚令謝勝等「少長群賢」共42人在會稽山陰集會，為蘭亭集會，是時有二十六人得詩三十七首，後輯為《蘭亭詩》。《蘭亭集序》為王羲之為《蘭亭詩》寫的序言。王羲之以特選的鼠鬚筆和蠶繭紙書寫，首先寫聚會盛況，描述環境——「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後筆鋒突變，格調轉為悲傷，寫歡樂時光不長久及人生短暫，然而他並不宣揚「及時行樂」，而是斥了莊子的「一死生、齊彭殤」的論調。通篇語言流暢，不勉強藻飾、通俗自然，結合駢句、駢散，靈活自如，堪稱歷代名篇。 ※據傳唐太宗非常喜愛此作品，但王書真跡在王羲之七世孫智永的徒弟袁辨才手中，袁辨才不願意割愛，唐太宗便派御史蕭翼去騙取，後被唐太宗作為殉葬品，宋朝陸游在古詩《跋馮氏蘭亭》中因此感慨道：「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亭面。」但唐太宗的昭陵疑似於五代十國時被溫韜所盜，而被盜物品的名單中並沒有《蘭亭集序》，因此一般相信《蘭亭集序》藏於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中。 ※唐太宗得到真跡時，即令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歐陽詢等人臨摹翻刻，分賜皇子、近臣，世稱「唐人摹本」。今存的摹本以「神龍本」最為著名，該帖共28行，324字，章法、結構、筆法都頗得原本神韻，被認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則首推「定武本」。宋末元初趙孟頫也深受蘭亭集序影響。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清高宗乾隆集各家的蘭亭序摹本及蘭亭詩等作，摹刻為「蘭亭八柱」置於圓明園，大致上按照書者的時代排序，其中僅有其臣下于敏中因補柳公權闕筆擢升緊接在柳公權之後的第六柱。 ※「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現藏何處？ 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真跡目前已不存在於世。  ◆根據歷史記載與現狀，其流傳情況如下： 真跡的下落（傳聞藏於乾陵） 唐太宗隨葬：史料普遍認為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極度喜愛此帖，崩逝後將其作為隨葬品埋入昭陵。 乾陵之說：另一種廣泛流傳的說法是，真跡後來落入唐高宗或武則天手中，最終埋藏於乾陵。由於乾陵至今尚未發掘，這成為中國考古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  現存最重要的摹本（收藏地） 雖然真跡不存，但唐代宮廷內府曾命多位大師臨摹。現今公認最接近原作神韻的是「神龍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現藏有最著名的唐馮承素摹本（神龍本）。此版本因卷首印有唐中宗「神龍」小印而得名，其勾摹細緻，甚至保留了王羲之筆下的塗改痕跡，被視為研究《蘭亭序》最重要的藝術實物。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不同的拓本與摹本（如「定武蘭亭」或「虞世南摹本」等）。  總結 2026...

  2026年1月的時空背景與過往十多年的政治軌跡分析，柯文哲從最初高舉「白色力量」的政治素人，到今日被外界視為充滿算計的政黨主席，其轉變並非單純的「騙術」，而是「個人特質」、「第三勢力生存困境」與「民粹主義操作」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以下是針對柯文哲現象及其轉變的詳細分析： 從「素人理想」到「政治生存」的質變 柯文哲早年請教李登輝與陳水扁，在當時被解讀為汲取「治理經驗」與「打破藍綠」的請益之旅。然而，隨著他從無黨籍市長轉變為民眾黨主席，其目標從單純的「市政管理」變成了「政黨生存」與「奪取大位」。 白色力量的變質： 初期的「白色力量」訴求的是公開透明、SOP（標準作業程序）與專業治理。但隨著組黨與參與總統大選，為了在藍綠夾殺中突圍，柯文哲的策略轉向了「聲量最大化」。為了維持議題熱度，他必須不斷製造爭議或模糊立場，這導致了外界對其「初衷」的質疑。 李扁路線的工具化： 他過去接觸李登輝是學習「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戰略（如「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論述技巧），接觸陳水扁則是為了爭取本土派選票或操作議題。如今看來，這些互動更多被視為其「政治槓桿」的一環，而非真心繼承兩位前總統的意識形態或核心價值。  是「騙術」還是「戰術」？（語言操作分析） 外界常批評柯文哲使用「語言騙術」，這在政治學分析中可歸類為「民粹主義式的修辭策略」與「戰略性模糊」： 去脈絡化的語言（話術）： 柯文哲擅長用「科學」、「理性」、「務實」等中性詞彙包裝政治決定，將複雜的價值選擇簡化為「技術問題」。這讓他能隨時根據民意風向調整立場（如對核能、兩岸議題的反覆），而被批評者視為「缺乏中心思想」或「見人說人話」。 創造對立： 他透過不斷攻擊「傳統菁英」（藍綠皆爛）來鞏固「反體制」的支持者。這種操作手法容易讓人感覺他在「騙」，因為他今天攻擊的對象，明天可能為了選舉利益而成為盟友（如藍白合的分分合合）。  柯文哲現象的深層因素：第三勢力的困境 除了個人性格，客觀環境也迫使他改變。 兩黨制的擠壓： 在台灣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結構下，小黨若不依附大黨很難生存。柯文哲試圖走「不藍不綠」的中間路線，結果變成了「忽藍忽綠」的投機路線。為了讓民眾黨在2026、2028年存活，他必須不斷在議題上進行「槓桿操作」，這在他眼中是「生存必要之惡」，但在選民眼中則是「變色龍」。 權力性格的展現： 分析指出，柯文哲具有強烈的菁英傲慢與家父長心態（Power Personality）。早期這種特質被包裝為「酷吏、效率」，但隨著弊案爭議（如京華城、政治獻金案等）爆發，這種性格被解讀為「獨斷專行」與「缺乏法治觀念」，導致其「清廉」人設崩壞。  總結：為何差異如此巨大？ 今日的柯文哲與過去的差異，並非全因他主觀想「騙」，而是他將「手段」誤當成了「目標」。 他曾以為SOP是價值，但SOP只是工具； 他曾以為「沒有立場」是中立，但在政治上這叫投機。 「柯文哲現象」反映了台灣社會對藍綠僵局的焦慮，選民投射了過多期待在他身上，而他為了承載這些期待（並延續政治生命），選擇了一條以「戰術靈活」犧牲「戰略穩定」的道路。這不是單純的語言騙術，而是一個政治素人在權力場域中，因缺乏穩固核心價值而逐漸迷失方向的過程。

  文/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中國資安公司內部文件外洩，在全球資安圈掀起巨大震盪。這批來自中國上海的「安洵資訊」資料，數量高達 200MB、577 個檔案，完整呈現中國政府長期透過民間公司外包網路攻擊行動的實際運作方式。這起事件不只是單一企業的資安事故，而是一扇被強行打開的大門，讓外界首次清楚看見中國網路攻擊如何被制度化、商品化，並形成一套可複製、可擴張的產業鏈。 外洩文件所揭露的內容，對台灣而言格外敏感。資料顯示，安洵長期承接中國公安部、國安部與解放軍相關單位的專案，攻擊目標明確鎖定台灣的電信業者、政府機關與高等教育體系。攻擊內容不只停留在系統滲透，還包括人口資料、通訊紀錄與即時定位資訊的蒐集。這些高度個人化的資訊，被視為向中國官僚體系交付成果的重要資產，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數位足跡，早已成為威權體制眼中的戰略資源。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高度關注，關鍵在於文件清楚描繪出中國「政府出需求、民間公司接案」的網攻生態。對北京而言，這種模式既能降低政治風險，又能壓低行動成本，還能隨時汰換承包商。網路攻擊不再需要由國家機構直接出面，而是透過合約、報價與績效指標進行管理。對被攻擊的一方而言，面對的已不再是零星駭客行為，而是一套全年無休、以資料量與影響力為導向的系統性作業。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洩文件顯示相關技術已被延伸運用到認知作戰層面。安洵所開發的工具，不只涵蓋手機遠端控制、電子郵件入侵，還包含可用於輿情操作的系統。透過釣魚連結與帳號接管，攻擊者得以滲入社群平台，在台灣選舉期間或重大社會事件中擴散假訊息，放大對立情緒。這類操作並非單點事件，而是結合技術、資料與心理戰的整合流程，直接挑戰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資訊信任基礎。 台灣資安公司 TeamT5 在第一時間公開分析外洩文件，扮演了關鍵的揭露角色。相關分析指出，這批資料的價值不在於某一項工具，而在於完整呈現中國如何把網路攻擊變成可外包、可量產的工作項目。這種結構性風險意味著，只要政治需求存在，類似的公司與專案就會持續出現，單純封堵某一組駭客或某一家公司，無法真正解除威脅。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安洵洩密案所傳達的訊息相當明確。數位安全早已與國家安全緊密交織，個資保護、通訊安全與資訊判讀能力，都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防線。政府層級需要強化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治理，企業必須提升對供應鏈與外包服務的風險意識，民眾也需要建立對釣魚訊息與網路流言的基本警覺。 這起事件提醒台灣，數位時代的衝突不一定伴隨砲火，而是潛伏在日常使用的裝置與平台之中。當資料被視為戰利品，當網路攻擊被視為一門生意，民主社會若缺乏整體性的數位韌性，付出的代價將不只是一筆資料外洩，而是對制度信任的長期侵蝕。安洵事件留下的最大警訊，在於清楚揭示了一個現實，數據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人能夠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