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第一 岳母至上: 那些年的母親節很政治！

每年的母親節，官方總有一件例行公事：選拔和表揚「模範母親」。在個人意識和平權意識高漲的今天，每個母親都被視為獨一無二的存在，因此表揚「模範母親」多被視為母親節的應景花絮，政治意味極薄。然而在戒嚴時代，母親節可就「政治」多了，表揚「模範母親」成為政治宣傳的一環；而被表揚的母親，其事蹟也必須符合官方的特殊意識形態；尤其跟「反共」有關者，特別容易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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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這種意識形態，用最扼要的比喻，就是以「岳母」為準。所謂岳母，不是老婆的媽，而是岳飛的娘。模範母親必須鼓勵兒子從軍報國，不然自己也要勞軍敬軍。用官方的說法，這是鼓勵「教忠教孝」或「移孝作忠」。因此早期的模範母親，多的是軍人的媽，而且被媒體塑造的形象，都是一副深明大義、要把兒子捐給國家的樣子。至於這些媽媽是否擔心兒子在軍中的安危？這在那個時代，絕對是白目而且危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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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當局大張旗鼓選拔模範母親，始於1953年。當年4月，省政府訂出模範母親的選拔標準，分為7項，總分100分，依分數高低如下：1.家境清貧，堅苦卓絕，並使子女受良好教育，對國家社會有貢獻者（20分）；2.教子有方，所生子女，皆受小學以上教育並務有正業者（20分）；3.敦親睦鄰、急公好義，素為鄉里人士尊崇者（20分）；4.鼓勵子女從軍報國，富有濃厚反共抗俄意識者（15分）；5.努力勞軍敬軍，為當地駐軍所推崇者（10分）；6.遵行政府法令有特殊貢獻者（10分）；7.品行端莊，生活習慣整齊清潔而樸素者（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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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以上7項，總分在60分以上，才具有選拔模範母親的資格。然而細心檢視，完全沒有政治意味的，只有第2、3、7項，加總只有45分，根本不可能出線。相對的，如果某位母親有一個兒子當官，一個兒子當兵，自己又有支持國家、擁護政府的言行，那就符合第1、2、4、5、6項標準的最少四項，60分輕易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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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這7項標準，此後30多年大體不變，細節有些出入，政治成分更為加重。例如1969年台灣省政府公布的選拔標準為：1.茹苦含辛，相夫教子，其子女對國家社會及反共抗俄大業有貢獻者（40分）；2.鼓勵從軍、勞軍、敬軍，富有國家民族意識者（25分）；3.熱心公益、樂善助人，對社會確多貢獻、足資模範者（20分）；4.敦親睦鄰，素為鄉里人士尊崇者（15分）。一看便知，這是高度政治性的設計，看不出是選模範母親，還是選模範父親，或是選模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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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早期模範母親的選拔分「三軍」和「社會」兩組，分別代表軍、民。三軍組分國防部、陸、海、空、聯勤、警總、憲兵等單位；社會組則分四級：先由村里民大會評選（初級），村里各選出一名，送交鄉鎮市表揚（二級）；鄉鎮市再各選出一名，送交縣市表揚（三級）；縣市再各選出一名，送交省府表揚（四級）。
\n由於戒嚴時代軍人多為外省籍，因此三軍模範母親大多為外省人，岳母比比皆是；社會模範母親的岳母較少，但也要表現出「愛國不落人後」的樣子，於是就流行一種現象：模範母親彷彿「獎金於我如浮雲」，常將獎金捐作敬軍、勞軍之用。如今觀之，是否出於自由意志，不無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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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三軍模範母親的少數本省人中，桃園客家人的許陳四妹女士是一個異數。她有10個兒子，其中4個從軍；加上自己熱心公益、又響應耕者有其田、毋忘在莒運動等，因此從1965到1979年，8度當選三軍模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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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社會模範母親中，1954年台南縣的陳女士也值得一提。她出身柳營農村，家境清寒，本來跟政治不沾邊。只因當年1月有1萬4千多名「反共義士」前來台灣，其中唯一的台灣籍義士陳永華是她的兒子，母以子顯，因而當選模範母親。如今柳營還有一條義士路，就是以陳永華的故事為命名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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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模範母親的選拔，由於政治意味濃厚，無形中也導致母親節的政治化。每次母親節的表揚大賽，就宛如一群愛國媽媽、公益媽媽、達官貴人軍官博士的媽媽的大集合。由於「茹苦含辛」、「堅苦卓絕」是重要選項，因此這些媽媽的故事，撇開意識形態不談，確實都很勵志，充滿正向能量——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才是「模範母親」最重要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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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990年代以後，隨著政治風氣日趨開放，模範母親的政治色彩也減淡了。例如1996年台灣省的模範母親選拔標準，唯一和政治沾邊的是「鼓勵子女從事對國家社會發展具有貢獻之工作，富國家民族意識者」（20分）。持平而言，這個標準並無不當；至於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意識，那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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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此外，模範母親也多元化了。1986年增設炬光模範母親（照顧殘障子女的母親），1988年增設勞工模範母親；1996年淡水鎮為原住民增設一個模範母親的名額。模範母親由於去政治化，因而更多元化，這和「台灣」（所有台灣人的母親）的民主化走向，具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