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氣爆事件死傷三百多人,加上超大豪雨肆虐,地方災防應變窘態百出,專家學者批評不絕。歷經半個月後,各方民調顯示,陳菊市長的(救災)滿意度出人意表的高,支持度也只輕微受損,且競爭對手下降的幅度並不比陳菊低。何以如此?
對於這個現象,一般評論有兩條解釋線索:一、陳菊過去政績存底深厚,足以提取救急,尚不致透支;二、本土學者偏袒,綠營人士不知反省市府執政責任。此種解釋看似言之成理,卻暗示高雄人若非深情重義即是理盲無知。在傾向以「理性」詮釋人類行為的經濟研究者眼中,皆未能搔著癢處。
高雄人是否深情重義或理盲無知?一、若說陳菊政績存底深厚,過去楊秋興縣長任內的政績亦不遑多讓,為何上次市長選舉得票慘澹,遠遠低於預期?二、即使綠營人士不思反省,但中央與旁觀媒體的批評、檢討,難道也會隨著綠波起舞,刻意留情?或者,災區受害民眾,完全聽不見充斥批評陳菊團隊的聲音?
筆者假設,這些批評與檢討,包括氣爆前後中央與地方的作為,高雄市民都充分聽到、見到;此外,高雄人的感性和理性本質,正與台灣人民相當--也就是說,高雄人和台北人的「自利」本性都相同,僅僅居住所在地有別。然而如何解釋,居所涵蓋氣爆地點的高雄市民,竟然「逆向」支持陳菊,彌補了災後民眾埋怨市府團隊的天然壓力?一個最容易被評論者忽略的因素是,高雄市民可以選擇擁抱或唾棄地方政府,但並不能有效控制中央--中央執政者的態度,是高雄市民的「外在條件」,並非市民選擇擁抱或唾棄就能有效控制的對象。
經濟學有一條成名通則--次佳定理(second-best theorem)--當追求最佳結局的「外在條件」(例如構成完全競爭市場的必要條件)不具足時,並不宜片面採取追求此種結局的「最佳策略」(例如完全放任或完全開放政策);此時若改尋合理的「次佳策略」,所達成的效益會比盲目實施「最佳策略」更高。高雄氣爆事件半個月後的民調顯示,中央政府儼然是高雄市民心目中最重要的「外在條件」;依照次佳定理的邏輯,中央執政的態度,正深刻影響著高雄市民的「次佳反應/策略」--對陳菊市長的支持強度。
災區居民最關心的當然是救災、重建與未來安全的確保。高雄氣爆是「人禍」導致的複合性工安災變,災民權益必須中央、地方通力合作才能確保或彌補,此理甚明。此情況下,高雄市民的「最佳反應/策略」,理應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作為,同時提高監督與批判強度才是。然而高雄市民驚魂未定,經濟部已急於放話「誰核准、誰收費,誰管理」進行責任切割,閣揆則更冷冷保持「三不」。高雄人驚覺「外在條件」冷酷的改變,此情況下若市民繼續維持批判陳菊團隊的「最佳強度」,才真是不合理(不符次佳定理的邏輯)!這情況就像爭取兒童向心的父(中央)母(地方),父親在孩子受傷時急於脫身,並從旁冷冷指責母親未善盡照護責任一樣,孩子能指望從父親得到足夠奧援嗎?高雄市民無力改變中央執政的心態,猶如得不到父親歡心的幼童,其「次佳反應/策略」當是回頭擁抱母親,相依為命。否則難道期待高雄市民背棄母親,成為觀望父親臉色的準孤兒?
災後十一日,馬英九推出表面輕談氣爆,實則賣力指責在野黨、全力推銷服貿的總統府記者會,更加坐實高雄市民「中央不愛」的認知與判斷。其後的高雄民調,陳菊支持度持續偏高,不過是市民理性且無奈的「次佳反應」而已。孰令致之?
政客永遠難得自我反省,作為旁觀者針砭時事,是否宜於「雙方各打五十大版」?高雄氣爆事件,站在維護受害者的立場,這個抉擇是容易而且清楚的:行政院(尤其經濟部)必須主動表態,以實際行動擔起應負責任,因為高雄市民無法(以選票)有效地威脅中央;反過來,若有一個讓人信任、足以肩負職責的中央,高雄市民豈是理盲,選票會輕易放過膽敢規避責任的市政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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