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藍色高跟鞋走入現實世界

大約兩個禮拜前，《自由時報》登了一則新聞，記述曾獲總統教育獎的漸凍人胡庭碩在捷運蘆洲站欲搭公車時所遭遇的狀況：
第一輛公車說電動車不能上車；
第二輛公車的低盤和斜坡壞了；
第三輛公車說人太多，無法讓他上車。
這樣的公車狀況對於行動不便、使用輪椅者而言，真的會深感挫折，甚至可能有些許心理受傷，覺得被社會拒絕。
這樣的小故事，一天上報後，恐怕隔天就淡逝在匆匆的你我生活腳步中，更不必說，那些所謂更重要的大故事輕易就能將它覆蓋上去。像嘉義布袋海景公園裡的「高跟鞋教堂」就會被視為大故事新聞，除了因為高跟鞋形狀的教堂十分特別，更是打造建築的緣由極為動人，所以連國際媒體都報導。
1950年代末期於嘉義布袋、義竹、台南學甲、北門等四個濱海鄉鎮，最早發現大量烏腳病案例。由於這些鄉鎮近海，淺層井水過鹹，所以居民掘挖深井取鹽性較低的地下水飲用。但因深層地下水含有高濃度的砷及一些化學物質，於是在長期飲用後，居民就出現末梢血管阻塞、缺血而產生四肢冰冷的狀況，進而從感覺麻木、刺痛、劇烈疼痛到腳趾潰爛、壞疽（組織壞死後腐敗感染），情況嚴重的就必須截肢。
據說台灣有個結婚習俗，是新娘嫁入夫家前必須足蹬高跟鞋踩破瓦片，讓過去不好的一切，像瓦片被踩破後丟棄，然後開啟美好的未來。因此，當年因烏腳病而截肢的女子就有無法穿上高跟鞋的遺憾。現在，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就以建造「高跟鞋教堂」作為這悲傷歷史的紀念，亦象徵為她們完成夢想。
坦白說，當年台灣南部眾多罹患烏腳病的人們，豈只有在結婚大喜之日無法穿上高跟鞋或黑亮皮鞋的遺憾？他們可能都如漸凍人胡庭碩，必須終生仰賴輪椅。然而，對於身障者之公共設施的重視是近一、二十年來的事，試想當時的他們要獨自出門會有多麼艱辛呢？這是更勝結婚當日無法穿上美麗的鞋的日日生活之苦。
在我們生活周遭有許多身障者，有人看不到、聽不到、無法說話、沒有雙手、或不能用雙腳走路…他們可能是一出生就有一些身體障礙，也可能如1950年代末期台灣南部烏腳病患者，因為居住地點的天然因素而生病；或者是因為在上學、工作、煮飯、吃飯、搭車、旅行、上醫院、逛街等各種情況下發生意外而受傷。但不論是什麼因素造成他們的身體障礙，他們都因此而需要一套生活方式，不同於多數、所謂健全的我們的生活方式。
只是，我們的社會是所謂「我們健全者」的世界，我們習慣於思考「我們」的需要，認真研究、討論怎樣讓「我們」過得更好。大概直到最近這一世紀，才開始意識到要關心一群有不同生活需求的人，為他們做「一點點」生活環境的改變，比如導盲磚、身障者廁所間、身障者可搭的公車等。諷刺也讓人難過的是，當在身障者使用這「一點點」的「服務」時，偶而會看到一些所謂健全的人翻白眼，聽到一些所謂健全的人「嘖！嘖！」抱怨被耽誤時間，甚至嗅到一些所謂健全的人希望他們不要出來製造麻煩的氣味。
但是啊但是，我們不是常說這個世界是我們所有人共有共享的，這「所有人」也包括身障者吧？事實上，身障者使用的那「一點點」的「服務」，是他們應有的生活權利，而非一種得看看有無運氣獲得的慈善服務。如果我們這些所謂健全的人繼續這麼不在意身障者的生活需求，這算不算是一種多數暴力？
我想，多數人不會喜歡整天、每一天都只是待在四四方方的屋子裡，會想要出去走走，吹吹風，抬頭看看藍天。身障者也會想要的。甚至即便是看不見的視障者，也會想要坐在公園裡或站在人行道上，聽聞季節的樂音與芬芳。為什麼身障者要因為我們的生活環境不利於他們方便與安全行動而失去這份簡單的快樂？
再則，身體有障礙並不等於失去聰明才智與生活的能力，他們依然和你我一樣，可以獨自處理、完成許多事情；只是他們需要一些符合他們身體狀況需求的設施或裝備，讓他們有機會達成目標。就像我們想要在一條平整的馬路上安全開車，坐輪椅的人也想要一個可以讓他們順利進出建築物的斜坡或電梯。他們和我們，不過是生活需求不同的人哪，難道只因所謂健全的我們是多數，他們的需求就該被看輕或忽視？
1950年代末期在台灣南部罹患烏腳病的人們，可曾想過他們會因為喝水而失去走路的能力？生活中有太多不可預期的事，也許有一天我們也可能意外變成有特別需求的少數。家人與一些人的熱心協助，是美好的慈善，但是我們一定會更想要有個公平與尊重各種需求者的社會環境，讓我們得以繼續享受生活和實現人生夢想。
藍色「高跟鞋教堂」以美麗的情懷紀念過往的哀愁，但請不要讓情思就靜止在這裡，讓所有的身障者能夠和我們一樣自在地活動於社會，應該是打造藍色「高跟鞋教堂」後的下一個重要建築目標。於是，有一天，在台灣，所有行動不便如漸凍人胡庭碩的人要搭公車時，不會因為人太多、公車不載電動車、或者公車的低盤和斜坡壞了而上不了車；聽障者能夠自在溝通；視障者則不會再被引導到絕境而迷路….
仰望藍色的「高跟鞋教堂」，我們這樣深自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