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曉玲復職是對基本人權的尊重

聯合國對轉型正義的銓釋如下：轉型正義包括司法以及非司法的程序和機制，像真相調查、起訴、賠償、制度機構的改革、或是上述的綜合。不僅如此，轉型正義更需指出造成矛盾的最根本原因和對於如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人權的相關侵犯。(paragraph 3, 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ND REPORTS OF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AND THE SECRETARY-GENERAL；Analytical study on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6 August 2009)

制度是因人而設計，用來幫忙履行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在比較文明的自由民主國家 (liberal democracy)，更要保障弱勢的基本人權，包括經濟、文化、政治、與社會方面的保障。好的制度設計應該預防人權被侵犯於前，賠償受害人與嚴懲加害人於後，檢討制度也是轉型正義必要的步驟，現行的制度為什麼無法預防加害人利用制度的漏洞施暴，或是施暴的過程破壞制度？

根據9月26日的媒體報導，北市議員鍾小平與家長會代表舉行記者會，抨擊台北市長柯文哲做錯了，讓一個蕭曉玲搞掉2個局長。他們似乎認為，官比人民重要，菁英心態顯露無遺。事實是，搞掉2個局長的不是蕭曉玲，而是有缺陷的制度，讓局長不敢做對的事情。蕭老師復職只是開始，後續應該還有其他的檢討和糾正，包括對制度與對掌握權力的官員。

媒體報導蕭曉玲也回應，監察院糾正案已出爐，讓她復職並不是沒有法源依據，監察院糾正就是認為可撤銷原處分。另外，外界認為行政法院三審定讞判決蕭曉玲敗訴，蕭今稱前總統馬英九在當市長任內，也被最高法院判決北市府應還健保費，但馬也沒還。

兩造爭論都沒有談到重點，從制度面來看，行政命令低於國會立法，更低於憲法，但是憲法低於自然法的天賦人權。轉型正義的賠償需要法源嗎？當然不需要，就如上述聯合國對轉型正義的詮釋，不一定要透過正常的司法程序，因為基本人權位階在一般立法和行政命令之上，而且賠償（包括物質和精神的）有時間緊迫性，不能等待曠日費時的修法或釋憲。

轉型正義的結果不一定是和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例子：猶太人追殺納粹絕不手軟；南斯拉夫內戰的例子：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 (Slobodan Milošević) 被以滅族戰犯起訴。也有以和解收場的，例如東德共產黨迫害人民的例子，和南非的例子：真相和解委員會。通常國內的轉型正義會傾向和解，以維持社會的和諧，如南非和東西德。所謂「和解」至少有兩方，「和解」是無條件的嗎？還是有前提的？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責任關係應如何釐清，需不需要究責與求償，要不要被害人或家屬點頭同意？加害者對受害者認錯來尋求受害者原諒應該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根據上述聯合國報告，原本大部分人以為正義與和平 (justice and peace) 是對立的、互相矛盾的，因為社會的和諧也需要加害者的參與，過度追求正義可能會引起他們的反抗，但是這觀念也漸漸改變。調查真相，依比例究責，再來尋求和解，改善制度，不會有「循環報復」的問題。好的制度不容個人恩怨報復，更可以防止有權力的人對弱勢施暴，社會也會比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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