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於中立政策的態度

就理性的外交決策者而言，上策是對自己絕對有利、甚至於能利己利人，中策則是不要損己利人就好，最不得已的下策是如何將損害降到最低。強權對於他國的中立政策，在積極支持與堅決反對之間，光譜上還有點頭默許、勉強接受、及有所保留。從相對實力的強者來看，原本是屬於自己陣營的盟邦，當然不希望因故採取等距離政策，以免越行越遠、甚至於投向敵營；話又說回來，如果對方執意中立，也沒有必要翻臉，彼此還是可以維持起碼的友好關係，不要鬧成親對方的中立；如果是對方的伙伴，本身沒有選擇的餘地，少輸為贏、且戰且走，只要能真正中立就好，不要趁機運作為親自己的中立、奢望增加本身的實力。如果是兩強的相對弱者，惦惦自己的斤兩，反正小國不會靠過來，與其升高爭端不如息事寧人，中立是聊勝於無的選擇。
美國在戰後一躍為超強，既然要跟蘇聯互別苗頭，總不能帶頭中立（或是走不結盟路線）；然而，美國在歷史上有中立的傳統，也不能反對他國的中立主張。就有限可觀察的個案，美國對於中立的基本立場並沒有明顯的模式，基本上是有利於國家利益就好、不利的就反對；當然，還必須盤算成本跟效益，未必都是「只收不放」，「女大不中留、留來留去留成仇」反而是非理性的選擇。在特殊的情況下，中立未嘗不是打破僵局的轉機，譬如拉攏南斯拉夫走自己的路子，或是支持奧地利（1955）、以及寮國（1962）的中立；另外，在國際有相當共識的情況下，美國即使不高興做順水人情、也沒有必要獨排眾議反對。
戰後，杜魯門總統採取圍堵政策，一開頭對於中立相當頭痛、甚至於敵視，總是擔心會削弱美國在西歐的防衛體系，包括傳統的中立國瑞士與瑞典、以及不得已的芬蘭跟奧地利。譬如瑞典王儲在1948年訪問美國，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認為中立有利於蘇聯，因此建議杜魯門不要讓對方會錯意而有任何正面的解讀，以免破壞自由世界的團結、進而開門揖盜。然而，一旦美國發現無法說服這些中立國在美、蘇之間二選一，只好把中立當作一個必須面對的課題，開始思考如何務實地順水推舟、把阻力化為助力。
儘管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對於中立大加撻伐，不止認為中立已經過時、甚至於是不道德而短視，然而，軍人出身的艾森豪總統還是相當務實，表示美國有150年的中立傳統，認為中立只是不想加入軍事同盟，未必是規避對與錯、或是腐與義的抉擇。其實，赫魯雪夫當時高唱「和平共存」，頻頻向芬蘭及奧地利釋出善意，甚至於還倡議由芬蘭、瑞典、德國、奧地利、到南斯拉夫建立一條親蘇的中立走廊，美國不得不沈著以待。國家安全會議在1955年提出一份評估，認為中立未必是沖著美國而來，甚至於盟邦的中立傾向往往強於非盟邦，因此建議根據個別國家的利益審慎斟酌。在這一年，杜勒斯代表美國與蘇聯、英國、及法國在維也納共同簽訂奧地利中立條約（Austrian State Treaty）。
國務院在1961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立有各種形式、必須看各國獨特的條件，不能一概而論。大體而言，甘乃迪是最有耐性傾聽中立國心聲的美國總統，認為歐洲的中立國相對上穩定、比較不容易被共產黨顛覆，因此同意順其自然發展。譬如芬蘭總統吉科寧在1961年訪問美國，甘乃迪公開支持其中立政策；雖後，蘇聯下條子威脅啟動『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Agreement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1948），吉科寧終究親自前往莫斯科化解危機，其實是事先已經獲得美國的諒解。在1962年，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飛往日內瓦代表美國與中國、蘇聯、英國、以及法國等12國簽署『寮國中立國際協定』（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the Neutrality of Laos）。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