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運動與工運神話（下）

誰是安源工人運動的真正領袖？

在塑造安源革命傳統的過程中，僅僅到安源從事過短期社會調查的毛澤東的作用，被不斷誇大，逐漸成為惟一的工運領袖；而真正在安源長期發動工運的劉少奇和李立三的地位則被弱化和邊緣化——在文革期間，隨著劉少奇和李立三的失勢，兩人甚至被劃入反面人物「工賊」的行列。

李立三與劉少奇兩人地位的此消彼長，也直接影響兩人在安源工運中歷史地位的評價。在安源工運中，李立三的個人魅力和豐富想像力，使他深受礦工愛戴。相比之下，劉少奇刻板嚴肅，堅持紀律和約束，在工人圈中不受歡迎。裴宜理引用曾是安源礦工、後來參加紅軍、中共建政後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的韓偉的一段回憶，說明李立三在工人圈中超乎尋常的受歡迎程度：「工人們傳神般地說：李主任有5國洋人保護，刀槍不入。因為他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平時穿長大掛，胸前佩戴著一些金屬製的徽章，顯得非常精神。」李立三還與幫會有良好互動，甚至將幫會轉化爲工運的一部分。反之，劉少奇始終不能融入工人之中，在一次坦誠的自我批評中，他承認自己內心深處抗拒同工人之間的親密互動，令工人對他產生了「誤會」。裴宜理評論說：「對於親切友好的李立三而言，和工人們建立聯繫是一件簡單而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劉少奇冷淡拘謹的性格，是實現他的革命抱負的一個障礙。」

李立三後來成為中國黨內鬥爭的失敗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嚴厲批判而自殺身亡，其在安源的那段風光歷史自然被遮掩起來。或許出於對弱者的同情，裴宜理對李立三有頗多正面評價。其實，如果說毛澤東在農民中掀起「痞子運動」，那麽李立三則在工人中掀起「痞子運動」，兩個不同主體的運動，在「痞子運動」這一本質上是一樣的。安源礦工早先都是農民，並未脫離鄉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跟馬克思描述的城市化的產業工人完全不同。所以，當安源的礦工們被公司開除，重新回到農村、歸回農民的身份，他們並沒有太大的不適應，很快又加入毛澤東發動的農民運動和武裝叛亂。

雖然李立三是一名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但他並不值得後人給予太多的同情。如果李立三成為勝利者和掌權者，他未必比毛澤東更仁慈和溫和。中共早期工運領袖羅章龍，在回憶錄中對有過合作關係的李立三評價很低。羅章龍認為，李立三是「一個不學無術、裝腔作勢的滑頭流氓，這種流氓上海灘頭多如蚯蚓」。李立三靠追隨向忠發起家，對下流生活津津樂道，更不知革命為何物，平時最喜歡閱讀《肉蒲團》、《品花寶鑒》和春宮畫，是一個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在「獵美」中騙拐孀婦的兒媳婦，即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妻子，後來又將這名女子轉讓給別人。他們還組織了一所秘密俱樂部，甚至發起「搶老婆運動」，還沒有奪取政權，便利用已有的權力強佔民女。中共六大之後，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懷著做主席的心情，在愚園路寓所大擺宴席，慶功祝捷。當酒酣耳熱時，李立三得意忘形，即席狂言：「革命不是別的，就是奪權與奪產。所謂『權』就是指軍權、政權與黨權，也就是生殺予奪的大權；所謂『產』，就是你的就是我的。」這一席話，道出了中共革命在崇高理念下的卑劣本質。

如同胡適所說，歷史是一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近年來，安源煤礦成為所謂的「紅色旅遊」的熱點，旅遊取代了逐漸枯竭的煤礦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安源重新竪立3個混凝土塑像，表明共產黨所確立的3人相對地位排序：一座高聳的青年毛澤東塑像被直接安放在通往山上紀念館的綿延階梯前；只有毛澤東像3／4大小的劉少奇塑像被立於他本人親自重建的工人俱樂部大樓旁；而僅有毛澤東像一半大小的李立三半身像被置於一個角落。對此，裴宜理語帶諷刺地評論說：「雖然存有爭議的這一官方排序與3者對早期安源工人運動作出的實際貢獻份量恰恰相反，但卻準確地反映了3人在當代觀光遊客心目中的聲望和名氣大小。」共產黨從來不「實事求是」，而尊崇「成王敗寇」之價值觀。

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革命文化及革命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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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去安源》（郵票圖／維基百科）[/nop]
一提起安源，人們首先想起那幅名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自從油畫這種純粹西方的藝術形式引入中國之後，從來沒有哪幅油畫得到如此廣泛的傳播——儘管它不是中國畫家的油畫中拍賣價格最高的，但它被印刷上億份，複製品在學校、工廠、公社等各種單位比比皆是。中共用這幅畫發行紀念郵票，製作像章；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過該畫的像章；它也是周恩來住室𥚃懸掛的惟一一幅繪畫作品。
這幅畫在文革期間的宣傳畫中脫穎而出，除了作者劉春華本人紮實的專業功力、作品氣韻簡約而恢宏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夫人江青在1968年的一段批示：「總理、伯達、康生……我建議明天『七一』《人民日報》、軍報發表《毛主席去安源》，這幅油畫很好。這幅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果實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構圖、採光、著色等藝術方面亦是優秀的。聽說是青年人畫的，而同意發表。建議「署」上作者名字。」《人民日報》及各地報刊隨即大造輿論，稱該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出的燦爛藝術之花」。同年10月1日，當局將《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畫裝上彩車，與8個「革命樣板戲」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眾慶祝國慶遊行隊伍，緩緩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檢閱。

文革期間，共產黨文宣機構塑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禮儀中竊取了少方式方法。文革結束之後多年，劉春華將這幅畫賣給中國工商銀行，未曾想到這幅畫已成為左派人士的圖騰和神主牌，它是不能買賣的。劉春華遭到左派人士口誅筆伐，甚至被迫走上法庭應對訴訟。而更讓人「拍案驚奇」的是，劉春華在一次訪談中承認，這幅作品的創作靈感來自「拉斐爾的宗教畫」。或許因為有宗教畫的「血統」，這幅作品實現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西征」——青年毛澤東到達安源的畫像是如此氣勢恢宏，以至於一位意大利藝術家模仿此畫繪製一幅作品，配以「年輕中國傳教士」的文字說明，懸掛在羅馬梵蒂岡禮堂長達幾個月之久，直到發現原畫的真正出處，這幅「受庇護」的毛主席像才被匆忙移除。

毛澤東與安源的關聯，遠遠不如與井岡山、延安和西柏坡的關聯，但安源的歷史和現實的地位被《毛主席去安源》這幅油畫定格，成為中共半真半假的革命傳統之一部分，成為神格化的毛澤東形象的一部分，這是安源的幸運，還是悲哀？其實，安源還有另一個被官方敘事遮蔽的歷史脈絡。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際，洋務派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官僚資本家盛宣懷成立「萍鄉等處煤礦總局」，開採當地的優質煤礦，提供給漢陽鐵廠煉鐵所用。短短數年之內，這個聘用外國人、運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的近代企業，成為當時中國人擁有的最大的工業聯合企業，其煤礦產量噸位和勞動力指數兩個指標都一度居全國之首。它擁有煤礦、鐵路、銀行、醫院，甚至還設有一座小型動物園，被經濟史家形容為「晚清中國最具雄心壯志的工業企業」。

然而，本來可以成為中國近代化縮影和典範的萍鄉煤礦總局，卻因為共產黨煽動的工人運動，而一度陷於癱瘓之中。安源的工運和革命是半調子的、破壞性的和充滿血腥的。儘管裴宜理對安源工人運動不無同情，卻也承認這樣一個事實：1925年，經歷了殘酷的工運以及同樣殘酷的軍隊對工運的鎮壓之後，安源煤礦的產量跌到25年來的歷史最低點，此後就工業生產而言再也未能重現其清末民初的輝煌。這不僅是一幕一個近代工業企業由盛而衰的悲劇，更是一曲一座近代工業城市被人為毀滅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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