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運動與工運神話（上）

安源是位於江西和湖南交界處的一座小城，卻比它所在的萍鄉市更有名氣，因為一幅名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因為中共史家苦心經營的工運神話和革命傳統在此發端。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成為共產主義組織活動的全國性中心，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支部所在地（幾乎全由產業工人組成），擁有最大和最活躍的產業工會、第一個由共產黨資助的消費合作社、由共產黨運作的最大的工農補習學校網及第一個共產黨幹部學校，這個煤礦小鎮一度以「中國的小莫斯科」而著稱。

中共政權的自我定位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無產階級政權」，當然不會忘記打安源牌。中共奪取天下之後，安源成為一處與井岡山和延安齊名的「革命聖地」，但安源工人真的「翻身做主人」了嗎？

美國學者裴宜理所著的《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一書，梳理了安源的革命傳統的建造和發掘的過程。作者指出，1949年之後，安源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仍然深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不再爲資本金打工，卻淪為國家的「包身工」。本書記載了多個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從1950年到1965年期間，萍鄉煤礦陸續發生瓦斯爆炸、坍方、水淹和其他工地災禍，導致341名工人死亡。在大躍進期間以及緊隨其後的一段時間，由於要求增加煤出產量的壓力空前巨大，死亡尤眾——從1958年到1962年間，共有213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由於職業性質引致的一些疾病，也一直是嚴重的問題。1953年，煤礦安裝了第一台X光設備，超過百分之70%的工人被檢測出患了黑肺病。

《塵土的呼吸》中揭露說：「中國大約有600萬塵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數是其他工傷死亡總數的3倍。（圖／網路CC授權）
可見，安源工人的境遇跟清朝和民國比起來並沒有明顯的改善。中國的社會現實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形成斷崖式的落差：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個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地位得到極大提高，安源無產階級的革命聲譽也更為響亮。「但在安源或者其他地方，這種符號形式重要性的提高，並未轉化爲同等程度的工人福利改善。」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在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年代，工人們遭遇下崗的衝擊，其中一部分人「因距離產生美感」，重新「充滿感激地懷念文化大革命，因為那時候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這種扭曲的情緒讓某些毛派學者歡欣鼓舞。

安源工人如此，中國各地無論在國營還是私人企業工作的礦工，也都跟奴隸勞工差不多。記者袁凌在長篇報道《塵土的呼吸》中揭露說：「中國大約有600萬塵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數是其他工傷死亡總數的3倍。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彌縫社會肌體的針線，卻像是有意放過了這裡。似乎這裡已無呼吸，只餘塵土。」習近平的「中國夢」金碧輝煌、美不勝收，那些痛苦呼吸、等待死亡的塵肺病人卻已夢碎魂斷，袁凌在文章中引用的陝南山區葬禮上歌郎的歌詞，讓莫言之類御用作家的長篇小說黯然失色：「亡者在世受煎熬，聽我歌郎道一番。你在山西爲好漢，拋下妻子掙銀錢。到頭做了家鄉鬼，一捧黃土實可憐。」古今對照，觸目驚心，裴宜理意味深長地指出：「當年，被剝奪的底層人民對於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的要求，哀矜動人地表達在安源罷工的基本口號之中：『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這在當代中國依舊是政治討論的核心問題。而能否完成中國革命傳統中這些未竟之承諾，將最終決定中國黨國體制的存續與否。」習近平當然不會讀裴宜理的這本書，他更聽不到，歌郎也是爲他而唱，喪鐘也是爲他而鳴。

工人俱樂部與基督教會的生死之爭

在民國建立的最初10多年裡，除了失能的地方政府和幾乎承擔大半個政府職能的煤礦公司之外，安源最大、最重要的機構是「聖公會雅各堂」。在煤礦設立那一年，中國聖公會牧師吳弘景同步抵達此處，發現這個新興城鎮爆炸性的發展趨勢，認定這裡是福音傳道的禾場。在聖公會湘鄂教區的支持下，能容納2,000人一起做禮拜的大教堂及一系列附屬建築相繼竣工，教堂塔尖上洪亮的鐘聲響徹四方。隨即，教會從煤礦公司接過學校的管理權，並加以整頓和擴展，教會管理的多所新式學校的學生多達500人，有半數以上的學生都會參加主日學班。

在來到安源的最初階段，聖雅各堂成功地戰勝了儒家士紳階層和底層秘密會社的敵對力量，一步步生根發芽、發展壯大。然而，到了20年代初期，教會必須面對更強大、更有活力的對手的挑戰——這一次是同樣源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及其實踐。外來的基督教在面對中國固有的、衰朽而殘破的儒家文化，以及原本就是非主流的、邊緣化的幫會勢力的時候，能夠利用與之「共生」的西方現代文明，如：醫療、教育、科技等展現其進步、美善之特質，進而吸引民眾之皈依。然而，新的挑戰者馬列主義同樣來自西方，不但催生了實力不亞於西方列強的蘇俄政權，而且表現得更關心平民、更注重平等、更能幫助建構強大的民族國家，同時也勾畫出一個比起基督教遙不可及的天堂來視乎觸手可及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在來到安源的最初階段，聖雅各堂成功地戰勝了儒家士紳階層和底層秘密會社的敵對力量，一步步生根發芽、發展壯大。（圖／網路CC授權）
於是，基督教遇到了真正的對手。一開始，教會並未意識到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生死之戰。曾經聚集數千名安源居民參加禮拜儀式活動的教會，以為可以跟工人俱樂部展開直接的、公平的競爭——既要爭取信徒到教堂來活動，也要爭取學生到教會學校註冊入學。然而，工運領導人不遵守任何規則和原則，對教會竭盡攻擊、誹謗、污衊之能事，比起20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來有過之而無不及。義和團訴諸於中國傳統的民間宗教迷信，在西方的船堅炮利面前一敗塗地；共產黨則打出剛剛在西方揚眉吐氣的左派理論，瞬間便征服和凝聚了人心。在安源，工運領導人劉少奇認為教堂與礦局勾結，組織了一次揭露資本家和基督教士「罪行」的公開教育運動。教育講座和諷刺劇以「為什麼反對基督教」和「基督教的罪惡」等爲題目。活動每晚都會吸引千餘名好奇的觀眾到俱樂部來觀看。此外，反基督教的小冊子和傳單也到處散發。俱樂部在公眾中開展的活動，有效地沖淡了教會在工人群體中的影響力。

下一個歷史階段，共產黨發現無法利用工運奪取城市政權，轉而「以農村包圍城市」、發動武裝叛亂。紅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紅軍中不少官兵是來自安源的工人。1930年5月，紅軍第一次在安源停留，有了武力作為後盾，對教會實行斬草除根之策略。在當地充當教育者和調解中間人重要角色多年的聖雅各堂龍永鑒牧師，不得不離開安源躲到較為安全的長沙。數月後，漢口的一位聖公會牧師造訪紅軍撤離後的安源，目睹遭到紅軍數次洗劫後的煤礦公司和教堂殘破慘狀，哀痛不已。聖雅各堂以及龍牧師住宅的窗戶、門扇和地板都被竊走，學校的房舍則化為一片廢墟。

比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早了100多年的基督新教，為何未能鎔鑄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等政治理念，在安源及全中國戰勝鋪天蓋地的「赤禍」？這背後當然有李澤厚所謂的「救亡壓倒啓蒙」的原因。進而言之，在中國尋求近代化道路的過程中，不僅是——「救亡壓倒啓蒙」，從西方引入的啓蒙運動早已壓倒宗教改革。在西方現代文明內部，19世紀末以來，基督教文明在現代理性主義、無神論、世俗化的衝擊下節節退步，甚至受其侵蝕產生了自由派神學和社會福音等變種。比如：本書中明確指出，雖然聖公會湘鄂教區從漢口向聖雅各堂派遣來若干神職人員，也注入更多的資金和資源，但其主教吳德施（Logan Roots）本身就是一名「左翼主教」。所以，教會不可能在反駁左派思想方面有積極作為。而另一個更具象徵性的細節是：出身北洋政府高級外交官家庭、畢業於天主教背景的輔仁大學的現代知識女性王光美，在國共談判時充當昔日安源工運領袖、已經成為中共第2號人物的劉少奇的秘書，然後心甘情願地成為其妻子。這樁婚姻本身就意味著共產主義已然凌駕於基督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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