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天下蒼生 誰主沈浮

驚聞沙葉新先生逝世，回憶起2009年沙老赴比利時參加學術活動時，順道來德國轉轉，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安排彭曉明和我接待他，我們曾經一起聊天，一起散步……，我記起了沙老說自己有「潔癖」傾向，幫小明整理了書房；我也記起了沙老同情我一直回不了國，他回國後幫去我走走關係……。沙老回國後，我還寫了《天下蒼生誰主沈浮——讀沙葉新先生「天下興亡誰有責」有感》，在我發稿前，傳給了沙老閱讀，他劃去了上海那個著名文人的姓名。此文2010年刊載於香港《前哨》雜誌。今天重新轉發此文，以示悼念沙老！

泱泱大中華，舊時，天下為君者，皇帝也，家天下；而今，天下為君者，共產黨，黨天下。「人民共和」只是粉飾天下的標簽，依循的還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江湖法則。趕走了國民黨，迎來了新主子共產黨，皇曆還是老的，只是換了新衣，雖冠以「人民共和」之名，卻無當家議政之實。這就是今日中國社會關係之寫照。

著名作家沙葉新先生，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向專制政權，向黨天下，慷慨陳詞，嚴厲質問，悲壯吶喊：「天下興亡誰有責」？問政，問民，問天下，將今日中國這層社會關係揭示得淋漓盡致，形象生動，字裡行間浸透了沙老愛國、愛民的寸心熱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躍然紙上，聲聲道出天下百姓的民生、民情、民意。沙老的一片苦心孤詣，令世人感動。

前些天，沙老到比利時參加一個研討會，順道來我在德國農村的家做客，我有幸認識了沙老。讀沙老其文，識沙老其人，頗有一番感慨和思緒，借貴刊園地，三言兩語道之，算是我認識沙老留存的記憶吧！

初識沙老引出的話題

我與沙老從未謀面，但我仰慕和敬重沙老久已。這不僅因為沙老的年齡屬於長者，中國人自古有「長者為尊」的傳統。更是因為「文革」亂世後，中國文藝一片荒蕪，沙老勤奮耕耘，創作了多部頗有影響的話劇，有「假如我是真的」和「陳毅市長」等，記得這些優秀作品曾經引起一波波熱效應，成了人們街頭巷尾和茶餘飯後的熱衷話題。從那時起，沙葉新的名字如同一種符號，進入了我的記憶。

與沙老初次握手之際，腦際裡忽然閃現了魯迅的影子。

我在學生時期，最初接觸到的文學作品，主要是魯迅、巴金、茅盾和曹禺等的一些書籍。對於魯迅，雖然今人對他的評價不一，但是歷史地看問題，魯迅在當時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下，憤世嫉俗，敢於直言，批評時政，對年輕人的影響，是正面的，積極的。魯迅的那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恰好刻畫了他自己人格風範的特征，成了一種永遠的印記。猶如在樹苗的枝桿上劃了一道刻痕，隨著樹苗的長大，印記只會加深、明晰，就是刨挖了它的生命根基，刻痕也無法消除，除非將它燒毀。人類的記憶就是如此頑固。

第一眼見到沙老，可能是因為沙老手術以後瘦弱、清臒的形象，也可能是沙老目光中透出的倔強和睿智的神情，還可能有感於沙老那隻才華橫溢、激揚文字的銳筆，對中國時政弊端的尖銳批評、諷刺和嘲弄，讓我下意識地連想起魯迅。

魯迅好運。其實，與魯迅同時代的還有胡適、梁漱溟等許許多多著名文化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和成就遠不在魯迅之下，只是胡適投錯了門，梁漱溟言語沖撞了當朝君王毛澤東。而魯迅恰好迎合了共產黨革命之意，於是乎共產黨執政後被奉為文化旗手，且經久不衰。這也就成了今天中國文人投門、獻媚，看執政者臉色取捨的一種時尚風氣，可悲，可嘆，也可怯。我想倘若魯迅地下有靈，面對今天的共產黨鐵幕專制，他的那支尖刻、辛辣之筆，又會如何來勾勒和表述呢？難道會束之高閣嗎？

沙老不易。在共產黨統治下，世人皆將自己藏在舌頭底下，七千萬黨員皆三呼萬歲，唯獨沙老敢為天下先，對專制政權說不。為此沙老付出了自由的代價。沙老批評時政的文章國內媒體不能刊登，媒體也不敢登載，被執政者視為忌諱之言，違拗之語。沙老被剝奪了其作家公開發表作品的權利，猶如是心靈的審判，沒有鐵窗的囚徒，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

沙老不幸。國民黨統治時期相對寬鬆，魯迅尚能批評時政，倡導革命的文章還是能夠公開發表，共產黨政府遠沒有國民黨政府的度量。讀過沙老近年來的文章，妳會為老先生的正義、詼諧、嘲弄和批評之聲而感慨，欽佩，叫好！不過，同樣的滿腔熱情，同樣的凜然正氣，同樣的尖銳筆觸，同樣的苦心吶喊，同樣的為中國的民情、民意、民生求索！兩者卻得到了共產黨的不同待遇。

沙老不然。我細細尋思，將沙老比作魯迅式人物，未免不公允，不情理。沙老沒有魯迅那般陰冷、苛刻；沙老的陽光和熱情，能從他的戲劇作品中感受到。沙老沒有魯迅那種睚眥必報，喜好爭論的性格；沙老廣為結交朋友，與人寬容大度，批評人也只對事不對人。沙老沒有魯迅那種激進主義的冷血；沙老理性而溫和，倡導和平理性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讀沙老的戲劇和文章，妳會被他的語言天才震撼；觀看他的戲劇，是一種文化享受；閱讀他的雜文等，妳會被他的深刻、幽默和犀利而感染，引發新的思考。

沙老的一生，幾乎是從共產黨政權下一路走來，而他的人格風範，卻保持了自由作家的獨立性，在當代是鳳毛麟角。沙老是敢於說真話，敢於批評時政的一代文學大家。我想起了孔子贊揚史魚的話：「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從沙老個人的遭遇和現象，實際上引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社會問題。

文人是社會進步的報曉雞

茫茫的黑幕尚未掀開，公雞總是首先意識到新一天的開始，是它破曉鳴啼，告訴這世界：天亮了！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文人就像這破曉的大公雞，總是率先站出來，掀開歷史新的一頁。

從網絡上讀了沙老的《天下興亡誰有責》一文，我為之動容、感慨，隨之也陷入了沙老提出「誰有責」的思緒，回顧了「誰有責」的歷史畫面……

中國有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說法，我沒有考究過它的出處，但感覺這是與歷史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我臆斷可能是讀書人的自嘲和謙卑之語。假如真要論及文人（知識份子）在歷史上的作用，應該是正面的，肯定的，積極的，歷史可鑒。

沒有文化，沒有讀書人，我們今天可能依然處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人類社會每一次的變革和革命，或者說發展和進步，從來就離不開知識，離不開讀書人，讀書人都起到了正面的積極作用。我這裡刻意不用「知識份子」稱謂。知識份子的提法，盡管風雅，卻只是共產黨制度下的土特產，可能有其歷史的原因。而西方民主國家沒有如此的刻意劃分階層，把讀書人與社會劃分得如此經緯分明。特別是當今社會，知識份子（讀書人）已融於社會各階層，各領域，是社會的一份子，這種提法欠科學。我認為使用文人一詞，是專指從事文化工作者，較為貼切。

人類社會對國家執政制度提出一套理論和探索，首先由文人圈開始。古希臘柏拉圖提出著名的《理想國》思想，亞里斯多德提出「城邦政治生存法則」等。同時代我們的祖先也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以及「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尚書·高宗彤日》」等執政為民的核心思想，要求統治者們順民意、順人心，改善統治管理方法，只有人民安居樂業了國家才會穩定。這也從另一側面證明：人類社會自從出現了國家，出現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就要求政治制度完善、修正和改革就沒有間斷過，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人類歷史上重大轉折時期，知識份子總是一馬當先，其作用不容小覷。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實際上就是一次漫長的文化運動，只是當時和今天我們都沒有這樣從本質上去認識它。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卿任相，譬如：商鞅、吳起等。儒家大師孟軻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相悖，但同樣受到重視。齊宣王還多次向孟軻問政，甚至連齊國征伐燕國等重大決策，也聽取孟軻的意見。春秋戰國被歷史劃分為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轉折期，由此可見「百家爭鳴」的歷史意義。

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同樣是人類社會的重大文化運動。它帶來了一段科學與藝術革命時期，揭開了近代歐洲歷史的序幕，被認為是中古時代和近代的分界。我們熟知的、並膾炙人口的《神曲》名著作者但丁，就是這一時期的領潮人。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也是這個時期的成就，否則就不會出現聖經的《新約書》，同時也迫使天主教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運動。我們今天倡導的人文主義思想同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發展人的個性，提倡個性自由，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現代一些史學家都認為「文藝復興」是封建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分界線。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文人敏感，善於思考，求索真理；面對時政弊病，文人總是率先挺身而出，揭露時弊，提出變革，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的文化運動，文人責無旁貸地成為推進歷史的領軍人物。「喚醒世俗夢，黃鶯清越啼」就是一種形象比喻。

「天下興亡誰有責」？沙老以他的筆觸再次叩響了時代變革的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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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葉新。圖／作者提供

異議文人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

中國現今的時髦用詞是「和諧社會」。開口「和諧」，閉口「和諧」，「和諧」似乎成了萬能膠，哪裡都用它去粘糊。這猶如滿大街吆喝的「冰糖葫蘆」，看似招眼，嘗試酸甜，卻僅是哄哄孩兒，甜甜饞嘴。只不過是當朝統治者一幕自導，自演，自吹，自賞的「海市蜃樓」幻想劇。明眼人一目了然其背後的故事，這分明是執政者試圖刻意強調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觀，與民主社會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分庭抗禮。

上海有個著名文人來歐洲巡遊一周，還真以此為題，在鳳凰電視臺舉行專題講座。對於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觀進行比較和討論，這本身是件好事。但是此人在一味贊譽中國傳統文化光輝歷史的同時，借機對北京執政者大加吹捧，對共產黨現行政策方針百般謳歌，時不時地還對西方價值觀思想揶揄一番，嘲弄一番。聽得我瞠目結舌、不知所然。

如何看待和認識普世價值觀呢？首先，普世價值觀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界關係的準則和方法。其次，普世價值觀不是一種孤立的理念和方法，它與當地的文化、倫理和宗教等現象相容相處，是社會實踐的總結和提升，同時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體現。作為長期生活在德國的華人，我們很清楚，沒有三五年的德國現實生活經驗，妳還真不能大言西方價值觀之優劣。舉個簡單例子：當人們談論駕駛技術，剛拿到駕駛執照者與有十萬公裡駕駛經歷者，其感受、體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德國人常提醒駕駛新手：妳拿到駕駛執照，不能說是會駕駛了，起碼要安全駕駛兩萬公裡以上，方能說妳會駕駛了。當我們在了解一種社會生活方式，認識一種價值觀理論時，更不能如此簡單而武斷，甚至於狂妄。這使我想起了瞎子摸象的寓言故事，這與說「大象是柱子，大象是扇子」的懵懂和愚昧有什麽區別呢？

同樣，我們又如何看待和認識「和諧社會」的傳統思想呢？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不是什麽壞東西。它指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界，區域與區域，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等和睦相處，休戚相關的共存，其包容性達萬物世界、宇宙蒼穹。只是老子的治國之道是對統治者而言的，無論是「陰陽」和諧，還是「無為而治」，抑或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等，每一條，每一點都是在教導統治者治國之心，治國之策，治國之道。

自然界生命分陰陽，人類社會層也存在陰陽，只是人們不是以「陰陽」稱謂，譬如在中國以統治者、執政黨、主流媒體等為一面，而另一面則是被統治者、反對派、異議人士等。人類發展歷史告訴我們，社會每前進一步，都留下了反對派偉大貢獻的足跡。馬丁路德的新教學說挑戰，在宗教界引起了一場改革，使得天主教趨向人性化和世俗化。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一次挑戰、修正和完善，出現了一大批完善、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使得人類社會跨進了新的發展階段。人類歷史就是在這樣的鬥爭、調和、修正與完善中螺旋形上升和發展。

故此「和諧社會」並不是如共產黨宣傳的那樣，它應該是包容社會各個階層，包容社會每一個人，是一種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處、共存和制約，通過內在規律的和諧，達到社會政治生態的平衡。

由此可見，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異議文人，反對派文人是社會進步，社會穩定，「社會和諧」的安全閥，是人類進步發展的財富和寶貝。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沒有這部分人的存在，「社會和諧」只是一句空話。

天下蒼生，誰主沈浮？

要求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新問題，是人類的傳統課題，只是今天的遣詞用語在不斷更新，民主運動是今日世界的潮流，是今日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今天中國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從官僚體系的腐敗，社會經濟分配的懸殊，社會矛盾沖突的日益尖銳，都暴露了中國制度性不合理，政治體制變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為什麽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數十年原地踏步，毫無進展？原因很簡單，在社會政治體制的主體力量——異議人士、反對派人士缺席的狀況下，這種社會變革註定沒有任何前途。共產黨政府將這些人士，要麽趕出國門，要麽置於冷板凳，要麽投入大獄，把當代的商鞅、王安石們一個個趕出政治體制擂臺。可以想象一下，沒有主角的戲劇，能有什麽結果呢？

天下蒼生，誰主沈浮？不是舊時的君王，不是專制的共產黨，而是人民。中國的世道要改變，就必須接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聽取不同聲音，反對的聲音，廣泛的采納和任用社會各界的精英和專才。學習俾斯麥敢於接納和采用反對派的方案（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思維），學習理查德∙尼克森敢於啟用曾經反對自己的社會精英（使用季辛吉的例子）。

中國的世道要改變，中國人不能仿徨、等待和期盼，只有醒悟、參與和投入，去爭取要回自己的權益，取回本該屬於自己的命運、生活和未來！

※原文刊載於2010年香港《前哨》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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