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拉麵與台灣鏡像

據台灣媒體報導，台北一家新開張的日本拉麵館生意十分火爆，創下食客持續排隊250小時的紀錄。有排隊者聲稱，深夜前去排隊，拉麵吃到口中，已經是次日黎明。
一碗普通的日本拉麵，味道未必勝過遍佈台灣街頭巷尾的牛肉麵，居然出現排隊250小時的盛況，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儘管我也是一個喜好美食的「老饕」（算不上美食家），但無論如何美味的餐廳，都不足以讓我付出排隊超過1個小時以上的代價。我曾撰文爲台灣經濟部推動滷肉飯文化節辯護，駁斥那些不接地氣的評論者對中國的幻想和對台灣的輕看，指出「小確信」並非一無是處。然而，凡事都應當有一個「度」，過猶不及，如果「吃」成為人生的全部，這樣的人生是頗為可悲的。人活著不單單靠食物，每個人都應當有一個超越性的精神層面，正如作家王小波所説：「在吃喝拉撒之上，人還要有一個充滿詩意的世界。」
因此，我不禁要追問：那些爲了一碗拉麵，不惜排幾個小時隊的年輕人，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閒暇時間？難道他們不必爲事業、家庭和生計而奔忙嗎？難道他們的生命中沒有更重要的、更有意義和更有價值的事情去處理嗎？他們究竟是被口腹之慾所轄制，還是因為集體主義的思維方式、盲目地去趕時髦？
口腹之慾
美食很重要，但如果美食成為一個人生命中的絕對主宰，他的生活就是低級而原始的。過於重視美食的國族，一定有飢民和災民的歷史經驗。因為被曾經吃不飽的經驗和記憶所驅動，才會將所有心思意念都用在吃上面。學者孫隆基寫過一本名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著作，指出中國人是典型的口腔文化，也就是吃的文化。「中國人的口腔化傾向的反面就是肛門化。口腔化意味著要不停的吸食以消除個體的焦慮與不安全感，而肛門化意味著大小便失控引起的無社會責任感與自律能力的弱化。」此種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尖銳和嚴厲程度超過了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孫隆基的這段批評正好可以用在這則關於「拉麵長龍」的新聞上。
就講究美食而言，西方國家中唯一可以同中華文化相媲美的是法國。法國跟中國一樣，長期以來都是中央集權的獨裁暴政，人民的言論自由得不到保障，只能挖空心思開發各種美食來填補——既然嘴巴不能說話，就只好充分發揮其吃飯的功能。孫隆基所説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實際上是由惡劣的政治制度所決定。與之相反，在由英美清教徒所創建的文明和制度中，清教徒高度重視個體的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既然嘴巴可以自由地言說，吃就被放在相對次要的位置上。到英美國家旅行的人常常感嘆説，英國和美國幾乎沒有什麽好吃的東西，確實如此。
吃在華人文化中具有類似於宗教信仰的地位，所謂「民以食為天」。中國作家李麥遜發展孫隆基的思路，在其著作《舌尖下的中國》中，經由囂張而幽微的食文化來梳理和探究「母文化」中的病灶，為國人的自我認知和自我救贖提供了新的視角。作者認為，口腔文化對味覺的片面追逐，導致了國人的饑民人格、現世感和身體化生存，並形成和他人、環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緊張關係，以至於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吃禍頻頻襲來。作者發出了錐心泣血的呐喊：一個人要想獲得靈魂的自由，首先必須擺脫和超越口腔的囚禁。必須將「民以食為天」予以顛覆，回歸到「食以民為天」，才能走出「身體化生存」的囚籠，提升到「精神化生存」的境界，回歸為健全的人，凝視自己，仰望星空。
那些有無限的耐心等候一碗拉麵、為此耗費大量寶貴時間的年輕人，真該讀一讀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和李麥遜的《舌尖下的中國》，不再讓吃佔據人生的首要位置。人身體中具有決定性的器官，不應當是嘴巴，而應當是大腦。
集體主義
那碗拉麵未必有多麽美味，那些排隊的年輕人未必有那麽貪吃，之所以拉麵館門口排起龍，更大的原因是排隊者都被「集體無意識」所控制：既然大家都在翹首以待地排隊，一定是在買一樣十分罕見的好東西。如果我不去排隊，會造成某種損失。這種盲從心理，塑造了法國哲學家勒龐所謂的「烏合之眾」。這些年來，人們不惜熬夜排隊購買形形色色的物品，不僅僅是拉麵，從新款蘋果手機到新款耐克運動鞋，不一而足。「饑餓銷售法」甚至成為營銷學上的一種成功模式。
「一窩蜂」是華人的重要特徵。經過兩千年皇權專制主義的薰陶，形成了蔑視個體的文化，華人世界中只有抽象的集體而無具象的個體，排斥特立獨行，崇尚聽話順從。億萬人口，浩浩盪盪，如同秦始皇兵馬俑中整齊劃一、千人一面的泥俑，在領袖的一聲號令之下，萬眾一心，個個都是「沒面目」的奴隸，就連做夢都是統一的。
從排隊吃麵的長龍演變成閱兵方陣中的「螞蟻」，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中國的領袖熱衷於閱兵，在香港淪陷於中國統治二十週年之紀念日，習近平趾高氣揚地蒞臨香港，舉行盛大的閱兵式，檢閱如同納粹黨衛軍般的解放軍，與昔日英國女皇訪問香港時親民隨和的風格形成鮮明對比。習近平以為宏大的典禮和儀式可以震懾香港民眾，殊不知在香港民眾眼中，他只是一個迷信武力、茹毛飲血的蠻族。
一碗拉麵的背後絕不那麽簡單。集體主義帶來的是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喪失。人們主動放棄選擇的權力，以別人的選擇爲自己的選擇。喜歡吃拉麵不是問題，但一擁而上、追趕時髦是心智不成熟的標識。孫隆基指出：『任何「個體化」不發達的情況，都會有要求大家必須承受一樣的壓力。 因為，在「個體化」不發達的情形中，個人的自我價值，是必須不斷地與他人比較才能確立的。因此，自己在做一件事，就必須看看別人是否也在做同一件事；而自己不在做一件事，也要看看別人是否同時不在做這件事。如果他發覺自己做的事與別人不一樣，就會趕緊地與別人一致。』
盲從是華人的劣根性之一，西方文化強調「我」要體現出跟眾人的不同點來，華人文化則要求個人必須「泯然於眾人」。於是，個體的自卑與群體的自大同時存在於華人身上，當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是懦夫，當一群人聚集的時候則變成暴徒，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再到網絡世界的「小粉紅」，時代變化了，名稱更替了，但本質依然如一。
台灣鏡像
此次拉麵館門口排起長龍，於台灣而言並非偶然現象。前兩年，一場風災之後，兩個郵筒被風吹歪，有人拍照放在臉書上之後，那裡居然成為一處熱門景點。一時間，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搶著跟「歪脖郵筒」拍照的民眾，讓週邊交通陷入混亂狀態，警局甚至專門調派人手前來疏導人流。
此類事件呈現出青年一代的普遍「幼稚化」，用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的話來說就是「巨嬰人格」。無論是拉麵館前的人潮，還是郵筒前的人潮，表面上看是無足輕重的娛樂事件，背後卻折射出台灣青年一代人格上的重大缺陷。當台灣找不到自己的願景和國家定位之時，台灣的年輕人也就只好用小確信來麻醉自己。處在焦慮和迷茫中的一代，以排隊吃拉麵之類的事情來填補生命的空缺與空洞，來遮掩生命的無聊與荒蕪。然而，拉麵所帶來的短暫的味蕾的滿足，並不能長久地賦予生命以價值和意義。
最近幾年，我每年都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致力於寫作「台灣民主地圖」，計劃花費四年時間完成四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每卷書寫25個與台灣民主、人權、自由價值有關的地景，一共完成100個民主地景的書寫。我希望讓這個系列成為台灣乃至整個華人世界的公民教育的讀本。在田野調查、實地探訪民主地景時，我常常遺憾地發現，很多重要的地景、對形塑台灣價值有不可忽視的價值的地方，如鄭南榕紀念館、陳文成紀念館等，並沒有多少青年人前來參觀訪問。有的地方，我在館內參觀了三、四個小時之久，居然沒有遇到第二個參觀者。為什麼這些精神地標式的地方門可羅雀呢？
對照無論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慾，還是受集體主義驅動的在拉麵館門口排隊的人流，我不禁想：如果在鄭南榕紀念館或陳文成紀念館的門口有如此的長龍，如果年輕一代對民主自由價值的熱愛超過一碗拉麵，台灣或許早就獨立建國成功了。在兩者之鮮明對照中，我想起一句唐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用這句詩來形容此一場景或許過重了，但它或許可以成為一記長鳴之警鐘，或一面警醒的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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