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算活過來了」

我離開中國前最後去的一個地方是湘西的鳳凰古城，古城已然無比喧囂，而城外山坡上的沈從文墓地依舊寂寥。

真正偉大的作家都是寂寞的，而且跟時代格格不入。我在大學時代讀過兩本沈從文的傳記：一本是美國學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此書偏向嚴謹的史學，作者首次提出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比肩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可比肩福楼拜、普鲁斯特。另一本是凌宇的《沈从文传》，此書偏向抒情的文學，凌宇是我的老師輩的學者，他的書中激盪著一股不平之气——當年，他選擇沈從文作為碩士論文題目，受到不少阻挠與刁難，甚至影響到畢業分配。

沈從文在一九八六年驟然離世，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但這絲毫無損於沈從文的偉大；反之，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落到莫言頭上，卻改變不了這名御用作家的卑賤與庸俗。沈從文的前半生，是赤子之心、元氣淋漓的小說家，充滿浪漫與歡笑；沈從文的後半生，是謹言慎行、一絲不苟的考古學家，在政治運動的陰影下苟延殘喘。文學史家張新穎爬梳數百萬字，專注於沈從文從四十六歲直至去世整整四十年的生命歷程，寫出了沉郁苦楚的《沈從文的後半生》。張新穎寫沈從文的生活和精神的磨難史，爲沈從文以及每一位如螞蟻一般的倖存者正名：“在二十世紀中國，國家的力量過於強大，個人的力量過於弱小。不過，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你可能會發現，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

這種力量的變遷可以從沈從文和毛澤東兩人身上看出來。沈從文與毛澤東處於善與惡的兩端，他們都是湖南人、都是鄉下人。沈從文最傑出的作品大都以鄉下人爲主人公，他寫士兵、農民、船夫、商販甚至妓女的故事，他愛他們，從他們身上看到人類生活的莊嚴和人類情感的高貴。而對於毛澤東來說，農村只是其發動“痞子運動”、奪取天下的“根據地”，毛一點都不在乎數百萬農民成為內戰的炮灰、千萬農民被其苛政折磨致死。在暴君眼中，沒有任何一個值得悲憫的生命，人只有一串僵冷的統計數字而已。

一九五一年，沈從文随土改团去四川，他看到了中共挑動的階級鬥爭的慘烈景象：“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着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有从廿里外村子押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群众大多是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這是他辨認不出的新農村。他無力反抗與制止正在上演的暴行，只能悄悄用筆記錄下所看到的一切。
 
從“自殺未遂”到“被迫焚書”
 
故事一開始，是國共政權交替、天地玄黃的一九四八年。左派文人胡風歡呼“時間開始了”，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的沈從文卻發現自己走到了絶境。沈從文在好友楊振聲的霽清軒中消夏時，寫了一篇題為《中國往何處去》的文章：「中國往何處去？往毀滅而已……我們為下一代準備的，卻恐將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權』！」那時，他的創作正面臨重大突破，他期盼自己能寫出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顯克維支的《你往何處去》那樣的巨著。但他沒有時間了——代表共產黨文藝風向的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一文中點名批判沈從文是“粉紅色文藝”之典型。看來，以新中國之大，沒有地方可以擺放沈從文的一張書桌。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自認為是“一個犧牲於時代中的悲劇標本”的沈從文，用剃刀劃破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所幸被家人發現，破門而入，送到醫院急救。然後，又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療，身體慢慢恢復。他死了一次，又活了過來。從此，他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即便在生不如死的文革高潮中，他也不再尋死，他的心靜如止水：“我心中平靜慈柔。記起《你往何處去》一書中待殉難於鬥獸場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的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的自殺不成功，維持了沈從文的肉體存在；一九五三年的焚書事件，則加速了他在精神上的死亡。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正式通知沈從文，由於他的作品已經過時，他在該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書及其紙型，已全部銷毀。稍後他又輾轉從香港媒體得知，台灣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次年一月，沈從文在給大哥的信中說，小說完全失敗了，可以說毫無意義，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燒掉，免得誤人子弟。此刻，惟一的安慰是貝多芬的音樂：“在床上躺著聽貝多芬，很覺爲生命悲憫。可惜得很，那麽好的精力，那麽愛生命的愛人生的心，那麽得用的筆，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難過。生命總是這樣的。”

此時此刻，沈從文大概忘記了在一九三四年，他寫過一篇題為《禁書問題》的評論，嚴厲批判國民黨中央下令查禁兩百多冊文學書籍。沈從文生性溫和，很少有怒髮衝冠的筆墨：“我很懷疑這些被查禁的文學書籍，有多少種曾經為通過這個議案的委員先生們閱讀過。……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數總以為是‘為了這個社會秩序的維持與這個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著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締。我是個歡喜秩序的鄉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對於這個民族健康關心的處理。但對於由事實上說來，不少並無什麼壞影響的文學書籍，在難於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時關於書店紙版與剩餘書籍，也無不加以沒收，付之一炬，這行為我覺得真很稀奇。這不過分了嗎？對於這些書籍的處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嗎？若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書一燒就完事了嗎？我極希望當局有一點比‘跡近反動’的措詞更多一些的具體說明，免得使後人在歷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記載，免得被人把這件事與兩千年前的焚書坑儒並為一談。”沈從文進而指出，禁書的企圖不可能成功：“以為只需要把凡稍有傾向的書籍焚盡，勒迫作家餓斃，就可以天下太平。這種打算實在是太幼稚。”他直言不諱地批評國民黨政府禁書、焚書是一種野蠻行徑：“在世界上我們不是極不願意被別一國家別一民族把我們當成野蠻人看待嗎？希望從別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應當是自己不作出野蠻人的行為。”這就是士大夫之怒吧？

那麽，為什麼短短十多年之後，沈從文自己的書被焚毀，他卻唾面自乾、忍氣吞聲呢？因為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勉強容忍文人發牢騷的威權政府，而共產黨政權是一個不能容忍一點不同意見的極權主義政府。
 
寂寞的歷史博物館比喧囂的文壇更安全
 
從死亡的邊緣活過來之後，沈從文作出了一個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從此不再寫作，轉行做文物研究。不写其實也是一种坚持：五十年代初，沈從文有一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鼓勵他繼續寫幾年小說。當然，毛希望他成為趙樹理、柳青那樣爲中共的農村政策歌功頌德的御用作家。然而，沈從文無法讓自己變成趙樹理、柳青，《邊城》與《長河》也成不了《小二黑結婚》和《創業史》。

沈從文進入文物研究領域，隱遁在歷史博物館做一名卑微的講解員。從消極方面來說，他有一種來自草根階層的生存直覺，比那些“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朋友更加敏銳。他深知文壇乃是一塊非之地，看似風光無限，實則危機四伏。他乾脆將自己全部歸零，將歷史博物館當著可以躲避暴風雨的烏龜殼。當然，那裡並不快樂，陳徒手在《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文中，引用了沈從文給一名年輕記者的未發出的信中的一段描述：“我在這裡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午六時共十一個小時。從公務員而言，只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說笑聲，我似乎和夢裡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干笑語中，越說越遠。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活實完全的單獨……”

如此這般，沈從文奇跡般地躲過了反右運動，反倒是一向追求進步的大兒子被劃為右派，他在一份檢討書中寫道：“許多熟人都成了右派，我思想中不免有種錯覺，只擔心以為我也屬於右派。又家中大孩子，本來人極老實，入團多年，且已入黨，在學校忽被劃為右派，心中十分難過。”

在文革中，沈從文不可避免地被抄家、被下放農村勞動，但比起文革前那些當紅的作家朋友來，吃的苦頭要少得多。文革動亂一開始，巴金被關進牛棚，妻子慘死；老舍被紅衛兵殘酷毆打，跳進太平湖自殺，也有人認為是他殺；傅雷和夫人不堪繼續受辱，雙雙上吊自盡；沈從文的老朋友，詩人兼考古學家陳夢家在家中自縊身亡……從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北京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八萬四千多人被趕出北京。早早脫離文壇中心的沈從文，反倒有了一小塊喘息的空隙。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文物研究成為沈從文後半生發揮其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一片新天地。“一個以鑑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爲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體味。”沈從文在文物中看到的是，普通人在漫長的歷史裡面，用勞動和智慧創造出來的各式各樣的藝術品。他如此這般夫子自道：“愛好的不僅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樸素的心。”

讀《沈從文的後半生》，不由讓人聯想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沈從文的選擇，不也正是陳寅恪的選擇？一九四九年之後，陳寅恪放弃了最擅长的中古史、佛教史，转而“以诗证史”，研究《再生缘》，寫出《柳如是別傳》，柳如是何嘗不是陳寅恪本人的寫照？而沈从文自搜集關於中国古代服饰的實物與資料，完成了洋洋大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對於我這樣的文學熱愛者來說，儘管這部學術巨著無法彌補沈從文胎死腹中的幾部大部頭作品，但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在腥風血雨的歲月中，沈從文和陳寅恪居然留下了不朽的文化豐碑。他們的後半生恰如卡夫卡所說：“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地上的人們，為何像星星一樣的疏遠
 
沈從文很早就“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他的寫作致力於恢復人與人之間原初的美好關係。在專制政治的碾壓之下，這種努力如同西西弗推石頭上山一般悲壯。沈從文一生與人為善，與“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人性”的魯迅截然不同。但是，在一個“比惡”、“比凶”、“比狠”、“比毒”的國度和時代，善未必有善報。

沈從文與丁玲早在三十年代便是老朋友，當初丁玲和丈夫胡也頻先後被捕，沈從文在上海和南京之間來回奔波營救，並勇敢地撰文譴責國民黨當局。然而，以極左意識爲傲的丁玲，從北大荒歸來、重新登上文化界的高位之後，居然出重手辱罵沈從文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的市儈”，她眼裡的沈從文，“整個一生是一個可憐可笑的人物”。丁玲不敢反思造成其個人悲劇的毛式暴政，卻向同樣也是受難者的沈從文“從背後殺來一刀”，這是何等黑暗、何等齷齪的人性。而歷史是公正的：今天大概沒有一個讀者會津津有味地閱讀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儘管它獲得了當時共產陣營國家的最高文藝獎“斯大林文學獎”；而沈從文的文字卻歷久彌新，其讀者也遍滿全地。

另一名跟沈從文漸行漸遠的，是曾經爲其學生的作家、記者蕭乾。當初，沈從文和蕭乾被郭沫若併列爲批判的對象，但兩人早已“道不同不相為謀”。蕭乾極其惡毒地攻擊沈從文“賣鄉下人”，這是針對沈從文自稱“鄉下人”而說的。沈從文的回應則要溫和得多，他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他聰明過人”。

而傷害沈從文最深的，是他給予幫助最大的畫家范曾。文革期間，范曾寫大字報攻擊沈從文，居然編造了幾百條沈從文的罪狀。狗改不了吃屎，范曾在八九學運期間押錯了寶，一度支持學生，六四槍響之後，被迫流亡海外。然後，眼看中共風光無限，范曾又向當局寫悔過書，得以“榮歸故里”，以“國畫大師”的身份與“國學大師”季羨林暢談“東風壓倒西風”，難怪有網友諷刺說：“中山狼在信奉狼图腾的年代自然是如鱼得水。”

“天上的星星，為何像人群一般的擁擠呢；地上的人們，為何又像星星一樣的疏遠？”沈從文心靈最深處的那個角落，即便是一生摯愛的妻子张兆和也未必洞悉全部。沈從文去世之後，張兆和在一九九五年编完《从文家书》，在后记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夫妻之間，有時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九四九年之後，張兆和努力追隨新時代，與“抱殘守缺”的沈從文不無分歧。難怪張兆和發出如此的嘆息：“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可惜的是，在《沈從文的後半生》一書中，作者過於渲染沈從文與張兆和之夫唱婦隨、心心相印，偏偏少了對兩人精神世界中歧異部分的呈現與剖析。

張新穎是一位克制的傳記作者，很少代傳主發表議論，而是如紀錄片導演那樣，讓主人公自己說話。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大都敢於開口作見證，因為納粹帝國已灰飛煙滅；毛時代的倖存者，卻仍然瞠目結舌，因為毛的頭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進入八零年代，沈從文即便在私人信件中也極為謹慎，幾乎不臧否時事。罕有的一次，是一九八零年在一封信中如是說：“《花城》附刊了我兩首舊體小詩，題《擬阮籍詠懷》而作，像是朦朧，又像是還有內容，每一句話都有所指。記得阮的傳中提及‘有憂生之嗟’，譯成白話即‘擔心活不過去’的意思。這種提法過去不易懂，經過近三十年人事風雨的教育，似乎才較多明白一些。在極端專制猜忌司馬氏新政權下，詩人朝不保夕憂懼處境情形，萬千人就都因之死亡了。我總算活過來了。”極端專制猜忌、讓萬千人因之死亡的，難道只是司馬氏新政權嗎？司馬氏新政權跟共產黨新政權相比，是小巫見大巫而已。文革之後，沈從文最後的十年再也沒有恢復早年的寫作能力，他是一位未完成的天才，時代虧欠他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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