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的愛和向望

本書集結了臺灣史學者周婉窈寫於二○○八〜二○一六年期間的文章，
而這八年正好是臺灣主體意識遭受強烈衝擊的時期，
對於長期從事臺灣史研究、關心臺灣社會發展的她來說，
有如踏入陰暗的幽谷，看不到日光。
於是，在這八年中，
我們在太陽花運動、反課綱微調等社會運動場域中，
都能看見周婉窈教授親自參與、積極以專業知識導正視聽的身影。
此外，她也透過文字，苦心闡述作為主體的臺灣歷史，以及前人的努力，
以及臺灣走到現在的不容易。
周教授戲稱這本文集是「抗戰八年文集」，
是臺灣價值對抗強國價值的努力，
內容分為「呼喚轉型正義」、「思索我們的歷史」、
「歷史的文學向度」、「懷思故人」、「向望的所在」五篇，
以史家的角度，寫史也寫人，
從不同領域反思臺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死亡的月份過了嗎？……以及一些思絮

今年五月三十日，我在個人臉書貼出一篇小文，起頭寫了我在大學時期聽到的事情：「有個政治犯，被拉去槍決時，大喊『臺灣獨立萬歲、臺灣獨立萬歲』，獄卒不讓喊，用破布塞住他的嘴巴，不讓站立，用斧頭砍斷他的腳掌，把他拖走。」數十年後才知道真有其事，這位政治犯就是陳智雄先生。我猶豫了兩天，才決定寫，原因是，我很不願意將殘酷的情景寫出來，因為它可能會帶給不特定讀者不良的心理反應，比如感到恐怖等等。當年我聽到學長講後，從來沒再轉述，一方面是當時根本不清楚到底怎麼回事，好像是從某個大塊布中剪下一小方塊，完全沒有脈絡，不知從何說起；另一方面，如果它是真的，我反而也變得無法轉述，因為那是以會流血、會痛苦的人的身體去承受的，我如何講？在那不曾和人分享的三十餘年中，我有時會突然想起來，感到一種莫名的悸動。

最後，我還是決定寫，因為這一、兩年媒體已經有公開的報導，有些描述更刻畫入微（graphic），我想我的臉書朋友大都已成年，或許不用考慮太多。貼出後，其實還是有點忐忑不安。世界上很多事情，如果我們想到是以和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去承受的，其實很難當作一件「事」來鉅細靡遺地予以刻畫。

貼文的那一天（五．三十），也是一九七○年泰源事件五位政治犯被槍決的日子。從二月底到五月底，戰後臺灣歷史有太多的死亡。我個人的數字感很弱，雖說是歷史老師，年代、日期、數目常記不住，上課要靠小抄。以下只是我大概記得住，或簡單可檢索到的死亡：

二月：
二．二十七 在緝菸事件中，青年陳文溪被亂彈擊中，次日死亡。
二．二十八 林義雄律師的母親和雙胞胎小姊妹被殺害。

三月：
三．六 三月屠殺的先聲：高雄市民代表到壽山和彭孟緝談判，遭逮捕；軍隊開始掃蕩市區，市民和學生死傷無數。遭逮捕的凃光明、范滄榕、曾豐明於八日遭槍決，林界於二十一日遭槍決。
三．八 軍隊上岸後開始進行屠殺，無數年輕人和學生罹難，他們是「無名」的，那些為他們流淚的父母早已死亡，就算有手足，也大都不在人間了，再過幾年，相信已沒有人記得他們。接下來的幾天，本地菁英很多遭到殺害，他們有些屍骨無存，如林茂生、王添灯、施江南、阮朝日……等。
三．十三 湯德章（槍決）。
三．二十五 陳澄波、盧鈵欽、潘木枝、柯麟遭槍決。但是，請注意，我們不能只看這四人，實際上代表市民到水上機場談判的意見領袖有十六人被逮捕，分三批槍決：三．十八是陳復志；三．二十三是吳溪水、陳陣、盧鎰等十一人。（慟哉，我們嘉義的菁英！）

四月：
四．四 張七郎父子三人（被殺害）。
四．七 鄭南榕（自焚）。
四．十七 泰雅族林瑞昌、高澤照，以及鄒族高一生、湯守仁、方義仲、汪清山六人（槍決）。

五月：
五．十九 詹益樺（自焚）。
五．二十 許昭榮（自焚）。
五．二十八 陳智雄（槍決）。
五．三十 鄭金河、陳良、詹天增、江炳興、謝東榮五人（槍決）。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林義雄先生為「落實民主 停建核四」的訴求開始絕食。林先生的意志力，只要稍稍認識他的人，都確信無疑。但，馬首是瞻的中國國民黨，顯然是撼不動的（您看，在暑期的臨時會都還想推服貿！），到了第六天，大家的焦慮變深了。戰後臺灣歷史已經有太多死亡了，我祈求上蒼：五月不要再有死亡。我無法想像，以後我們在五月還要再加上一個傷慟的紀念日。四月二十七日，我和三位學生南下，參加在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舉行的「鄒族原住民菁英受難六十週年紀念座談會暨音樂會」，這次很特別的是，第一次，第一次喔，舉辦受難鄒族菁英的共同紀念會，過去主要以高一生先生為主。您要知道：要受難者家屬站出來，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四位鄒族領袖的受難日其實是四月十七日，可能為配合週末，主辦單位選在四月二十七日舉辦。在返回臺北的車上，從臉書上看到忠孝西路已經被大批民眾佔領，我的一位學生急著一下車就要和朋友會合。當時，我一直在想：如果林先生真的為反核奉獻了生命，我相信臺灣一定會暴動，那麼，我會去參加嗎？應該會吧！

所以，當四月三十日得知林先生已結束絕食，我不由得流下淚來。是的，五月不會再添一個紀念日；是的，我不用為是否要參加暴動而天人交戰。我的同仁吳展良教授在臉書寫道：「為了不讓臺灣陷入撕裂與動亂，林先生做出了不起的決定。死生對他早已不算什麼，為了臺灣人民，冒著被人譏笑的危險，他毅然打消犧牲的壯志，這才是更困難的。我深深感到，因其無私的胸懷與愛人愛鄉土的性格，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吳老師講得很好。沒錯，那是了不得的決定，而且冒著被人譏笑的危險。您說沒有人在背後譏笑他嗎？當然有，郝柏村先生就公開講：「一個人喝了七天的開水、不吃飯，就把花了三十年的時間、三千億的經費，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重大工程宣布停工、封存，這不是街頭決策嗎？」

總之，過了五月，感覺或許可以輕鬆一點，但接下來是六四。雖然不是發生在臺灣，但站在普世人權的價值上，以及冀望對岸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的立場上，我們對六四感同身受。我們支持中國維權人士，除了更加深化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也是一種普世關懷和精神的實踐。離我們很遠的圖博（西藏），每一個自焚的圖博人，都牽動我們的心。如果哪一天，圖博能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那麼，那些死亡的日子，大概要填滿十二個月份吧。

過了六月，很快就七月了，然後七月三日就是陳文成被發現被迫突然結束短短三十一歲的人生的日子！然後，七月二十四日是臺南女兒施水環、丁窈窕被槍決的日子啊。真正認識她兩人，看過她們一顰一笑的人，在人間也剩不多了，終有一天，再也沒有人曾「有溫度地」記得她兩人了。那麼，新竹女中的傅如芝又死在哪一天呢？她和其他十一位同時被槍決的年輕人呢？啊，是一月！然後，八月是江國慶，才二十一歲。誰能告訴我們：有哪個月份，以公帑發射的子彈沒奪走無辜的青春和生命？

六四將近時，臉書有不少人在轉傳一個算術題：64＋25，沒給答案。加起來剛好89，既指六四發生在一九八九，也標明六四到今年（二○一四）滿二十五年，也就是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我們要如何去想這二十五年呢？

中國的六四和臺灣的二二八，起因和經過很不一樣，也發生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不過，若就事後統治集團的作法，倒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首先，血腥鎮壓之後，事件成了政治上最禁忌的禁忌，彷彿沒發生過。馬奎斯曾在小說︽百年的孤寂︾中描寫一個事件：在某個大屠殺之後，三千餘具屍體被火車載走，現場經過一場大雨的清洗，了無痕跡，從死人堆中跳車逃生的唯一倖存者不斷被告知：這裡沒有任何死亡。這裡沒有任何死亡。二二八在臺灣社會被完全噤聲，六四在中國也是如此，到現在一點也都不放鬆。君不見，六月七日賴清德市長在復旦大學提及臺獨和六四，臺獨可以曝光，六四就被消音了。我有時在想：研究歷史的人真的能「立體地」了解過去嗎？歷史涉及的是時間的進程，而這個進程是由不同年齡層，且「日日」會成長或衰老的人所「充實」而來的。也就是說，人，才是經歷時間的實體。在這裡，為了簡化問題，我們還得暫時擱置空間的因素，把它設想成在同個大空間中的時間的經過。這個時間中的「人」的變化，是我們必要處理的。其實不是很容易。比如說，二二八發生在一九四七年，那麼228+25等於多少？代表時間來到了一九七二年，它和64+25是等距的。我們必須想像：那些生在一九四七年的嬰兒，到了一九七二年，已經二十五歲了，但是他們絕大多數─絕大多數喔，從來沒有聽過二二八，而且徹底接受黨國教育，那可是貨真價實的中華民族主義教育，而且他們唯一認識的「蔣總統」就是蔣總統，是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而在一九七二的這個時點，一切密不透風，距離一九八七年解嚴，也還十五年─即使黨外人士，恐怕也無法想像真有解嚴的一天；文學家吳濁流先生在自傳《臺灣連翹》中寫道：「這戒嚴令已經有二十五年，到如今猶未解除，想來是會繼續到光復大陸吧。」臺灣戒嚴在一九四九，這裡的二十五年是一九七四。這句話出現在該書未發表的第十三章，吳老自認為第九至第十四章在他生前無法發表。我個人在一九八一年出國讀書，當時我也無法想像臺灣有一天會解嚴。

在這裡，我們以出生在二二八那年的嬰兒為例，其實，事件發生時五歲以下的孩童，成長歷程大約等同二二八嬰兒，但容許我簡化這個圖景。這些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是整個世代，然後，在他們之後每年還有無數的嬰兒不斷出生，他們構成了接受完整黨國教育的人口。如果我們拿這個等距來想像六四之後，在中國出生的龐大人口，你能期待他們腦中有六四嗎？就算偶爾聽到，也很難黏著到腦海中已被塞得滿滿的各種「知識」。您說，他們會擁護現存體制，還是反它？更何況現在的中國，可是「大國崛起」！

讓人民無知是獨裁統治的根基，再來就是「排除懲治vs.馴化獎賞」原則了。二二八之後，臺灣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就是統治集團以國家機器（軍警情治＋司法），將對其統治有害，以及可能有害的分子排出社會，並予以懲處，從槍決、無期徒刑、十數年徒刑……到感化。六四之後，中共政權對六四關係者，以及維權人士的迫害，也是採取排除和懲治的方式，細節我們就不講了。

請記住：在這二十五年中，龐大的人口，在無知中成長─在對於國家暴力殘害異議者的無知中成長，接受體制的滋養，思想被馴化到不會也不可能「逾矩」，那麼，他不會覺得有何不自由，反而能充分享受體制所給予個人發展的機會。而且，體制內總會有一批人，一路成功地擠上菁英輸送帶，最後躋身黨政商權貴集團，享盡各種好處。您說，他會更加支持體制，還是反對它？

不管極權統治，或專制獨裁政權，都具有自我鞏固的強烈本能和機制，它一面獎賞擁護體制的人，一面懲罰反抗體制的人，而且，就人口比例來說，前者一定遠遠高於後者。如果我們把獎賞和處罰的對象，想像成被一堵高牆分成兩個世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以意象來掌握複雜的現象。姑且讓我們把兩個世界分別稱之為「牆內」和「牆外」吧。在牆內的人，當然有一些人不願遺忘血腥鎮壓，甚至因起而反抗而面臨被丟到牆外的危機；但絕大多數的人會選擇遺忘，而新生代就是沒有記憶，或更正確地說，無法有記憶。牆外大約有兩批人，一批被迫流亡，一批是被丟出來的，具體來說，被丟到牢獄，遭到慘無人道的待遇。流亡的人，喊得再大聲，也撼不動高牆的一塊磚；在監獄受盡折磨的人，牆內的人絕大多數不知道他們的存在，遑論同情了。

六四前後，剛好有兩個牆內牆外的例子，反差之大，令人難過。我想絕大多數在中國牆內的人，沒聽過李旺陽（一九五○〜二○一二）吧？他是湖南工運領袖，支持六四民運，入過兩次長獄，總共被關二十二年。他在監獄中遭受慘無人道的摧殘，導致雙目失明，雙耳失聰。六四時，他高大健壯，二○一一年出獄時，變成重度殘障的衰弱老人。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他祕密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訪問時，被問道：「你後悔嗎？」他回答說，天安門的學生，「他們都流了血，他們都犧牲了。而我不過是坐牢，還沒有到砍頭。就算砍頭我也不後悔。」六月二日影片播出後，六日他被發現死在醫院，親友認為他「被自殺」。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如果你合作的話，會有多大的不同。六四民運時，中國北京大學學生會的主席是蕭建華，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他從未與政府對抗，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事件也未使其成為中國的『通緝要犯』。實際上，這些事件助推他躋身最富有的人士之列。在那個動盪的春天，蕭建華曾簡單嘗試在校方面前代表學生，隨後轉變立場，同意校方關於街頭抗議活動已然失控的看法。當時認識蕭建華的人表示，他甚至還與校方合作，試圖在軍隊進入北京，展開武力鎮壓之前平息抗議活動。獎賞很快來臨。甫一畢業，……。」獎賞的內容，以及他現在擁有多少財產和資源，這些其實超乎我的生活經驗和想像，請讀者自行閱讀。倒是不管怎樣賺來的錢，大家都要呢！據報導：「蕭建華已經向中國兩大高校─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共捐贈了三億元人民幣。最近，他還承諾向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捐贈一千萬美元。這所大學，正好就是王丹在中國服刑後，流亡美國期間獲得博士學位的地方。」

李旺陽和蕭建華，多麼尖銳、強烈的對比！這都是發生在過去這二十五年內的事情。賞與罰，就是集權╱專制╱獨裁政體之所以能維持很長一段時期的主要原因；即使倒臺，舊勢力和它的支持者仍在，隨時伺機再起。您想想：當牆外的人用生命、青春，衝撞體制，牆內的人毫無所悉，兀自追求體制內個人的成功和幸福。要犧牲多少生命、流多少鮮血、囚禁多少青春，才能喚起牆內一絲絲的覺醒？在漫漫長夜中，覺醒的人由少變多，哪一天牆真的倒了，那些擁護體制的人還會認為是統治者開明的恩賜─哪有可能是那些顛覆國家的叛亂分子帶來的！惡人怎會帶來好事？然後，在自由民主化的新社會，擁有龐大資產和資源的舊勢力，仍然是社會最大的力量，它的支持者遍布各地，而且位居要津。這就是此刻我們在臺灣所面臨的困境。

六四到現在二十五年，臺灣從二二八到稱得上自由民主化，要到一九九二年，也就是228＋45（或1947＋45）。四十五年是很長的時間。如果您生在一九四七年，到了一九八七年，您已經四十歲了，然後，在一九八七到一九九二之間政治．社會運動最劇烈的五年，您安安全全地站在原來的高牆這邊，之後民主化了，大家一起享受自由社會的好處，您毫無損失，甚至更好，因為在牆內的日子已經讓您成為人上人了。作為這樣的您，相信很難了解我們的社會曾經有過殘酷的牆外世界吧？您也不會認為過去有個高牆有何不好吧？它保障了社會的安穩，讓像您這樣的人可以全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正是祖宗的遺訓？未來若再度築起高牆，您也將安穩地在牆內繼續「發展」，空間和市場更大，有何不好？

如果以臺灣為鏡，64+25，中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而我們自己的路，也還很長。臺灣的四十五年或六十七年，牽涉到整整兩個世代，光是人口結構所形成的阻力，就很難突破。幸好，三一八學運的年輕人，讓我們看到島嶼天光的可能。路阻且長，是必然的，我們不能輕估局勢；可慶幸的是，三一八召喚出幾乎是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真正的新臺灣人，我們在這個世代身上，看到勇氣、承擔，關懷弱勢的心，以及重視分配正義、土地正義甚於經濟發展的新思維。「一棵老樹大於大把大把的鈔票」（T＞M），那是和我們這個世代多麼不同啊！於是，我們看見了希望。

死亡的月份終會過去，因為他們都將活在島嶼的新生命中，在人們的記憶中，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koh-o̍ah）。這也是我們唯一能給他們的東西，比起他們應有的生命和青春，何其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