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責任能力判斷是司法的一大黑洞

台鐵殺害警察的鄭再由，經第一審審理後，以行為時有精神障礙而不具備責任能力致判無罪，但須接受五年的監護處分。雖仍有上訴審要走，卻已引起大眾譁然。而於這幾年，法官如何面對精神鑑定，一直是司法的大黑洞。

根據刑法第19條第1項，行為時有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致不能辨識是非或控制行為者，就屬無責任能力而不罰。而根據同條第2項，若因此造成辨識或控制能力的減弱，即屬限制責任能力，就可以為減刑。換言之，若被判定是無責任能力，就必須為無罪判決，若被判定是限制責任能力，也多可為減刑，致不會被判處死刑。

惟因法官不是精神醫學專家，故是否有精神障礙等，就須送請精神醫師為精神鑑定。而於台鐵殺警案裡，經鑑定結果，被告患有思覺失調症，似無太大疑問，只是此種精神疾病，是否會對違法辨識、行為控制能力等產生影響，就成為爭議焦點。

精神鑑定難有客觀標準

而於台鐵案的精神鑑定，認定被告於行為時處於發病狀態，並因此產生幻想，致無法為違法與否之辨識，更無法控制自我的行動。如此的結論，馬上會出現的疑問，即是因精神鑑定不像DNA鑑定般，有極為客觀的標準，就會造成是否必須複數鑑定的爭執。尤其有關責任能力的鑑定，並非單純的是或否的答案，而可能有程度的問題，致可能出現不同鑑定者的不同答案。如在此案的審理過程中，檢察官確實也請求其他醫師再次鑑定，雖未獲法院同意，但就算允准，若兩次鑑定的結果不同，是否會陷入一再鑑定的循環之中。

再來，無論做幾次鑑定，就涉及是非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的法律評價，本應屬法官專屬判斷的權力，致不能僅憑鑑定結果為審判的唯一依據。惟對於此等事項的鑑定結果，畢竟涉及醫學專業，法官是否敢於綜合其他事證來否定鑑定報告的結論，肯定又是個疑問。

如何防止再犯問題不小

而雖第一審判無罪之時，也依刑法第87條第1項，讓被告接受五年的監護處分，但如此期間的治療，若仍未能有效降低危害公安的風險，在法條不允延長下，就得加以釋放，這就浮現出，對於具有矯治性質的保安處分，是否不應有最長期限的限制，即至再犯風險明顯降低才停止。而目前於刑法中，僅有針對性侵害犯的刑後強制治療無上限的規定，卻有陷入長期監禁之違憲爭議，故針對監護處分，就僅能在立法上考慮延長，只是延長至多久，肯定又是爭議。

更值注意的是，監護處分，得等判決確定才能執行，且依刑事訴訟法第316條，被判無罪者，只有在不能具保或限制住居等替代處分下，才能對之羈押。故如台鐵案，仍有第二、三審，甚至更審要走，距離確定肯定仍有多年要走，在被告可能保釋下，到底如何防止再犯，也會是一大問題。

而在去年刑事訴訟法中，對於停止羈押被告的防止逃亡脫逃，有了一定程度的補強，尤其是最能有效防止再犯的電子監控，也列入停止羈押的替代手段，惜立法者要求司法院制訂的具體辦法，至今還未出現，就可能形成防制的漏洞。故既然司法已認定被告有重大精神疾病，面對如此的問題，衛福部恐得依精神衛生法，啟動對被告的強制鑑定與住院程序，以防社會安全網出現漏洞。而於將來，對於在判決確定前，因被認定無責任能力而判無罪，且依法必須保釋者，立法者也必須儘速於刑事訴訟法中，必須至醫療處所為醫療之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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