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宛如電影情節的逃亡、台灣能防嗎？

曾任日產、雷諾與三菱汽車公司執行長高恩，因涉特別背信罪遭起訴，日本東京地院於去年同意保釋，除限制住居外，還得將護照交與律師保管，並裝設監視器等。孰料，高恩仍於過年期間，利用舉行宴會的機會，躲入音樂器材箱，出逃回黎巴嫩。如此的過程，宛如電影情節，致暴露出日本防逃機制的漏洞。惟若此情境出現於台灣，我國的防逃網，能攔得住高恩嗎？
2018年11月19日，當高恩抵達羽田機場時，東京地檢署檢察官逮捕高恩，並向法院聲押獲准，並於同年12月起訴後，因被告擁有多重國籍，再加以其於經濟上的優勢地位，故檢方仍強烈請求法院延押。惟於日本，無論輕重動輒以羈押作為保全被告，甚至是逼使人認罪的手段，致被稱是人質司法，而為人所詬病。如高恩於偵查中羈押超過100多日，且於期間的偵訊，也無律師在場，多少印證了人質司法的批評。也無怪乎，高恩在回到黎巴嫩後，還大陣仗的召開記者會，以來撻伐如此的司法制度。
而在去年3月，東京地院同意以10億日圓保釋，並於同年4月，再追加5億日圓的保釋金。而因高恩同時擁有巴西、法國與黎巴嫩3國護照，除限制住居外，法院也下令所有護照交由其律師保管，更於其住宅加裝監視器，並禁止使用網路通訊，警察也密集為監控。只是在這麼嚴密的監視下，仍能上演有如戲劇般的逃脫術，這到底缺了什麼？
嚴密監視仍被逃脫
先就我國的辯護權保障來說，於偵訊前，辯護人不僅有與被告有1小時的接見權外，於訊問被告時，亦可在場，凡此保障，都比日本來得完備。至於羈押，為了有效保障被告的辯護權，於羈押庭前，被告律師可先為閱卷，且於大法官釋字第665號解釋，宣示慎押原則下，押人取供的可能性，不能說絕跡，卻也大幅降低其可能性。不過，也因羈押已成為保全被告或證據的最後手段，如此建立有效的防逃機制，一向是刑事司法之痛。
而在去年6月，為了填補防逃的漏洞，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除了增加限制出境、出海一章外，也修正第116條之2，即有關停止羈押的替代手段。而根據此條文第1項，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在考量公益與人權而認為有必要時，可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項，這除了定時向指定機關報到、禁止對證人或被害人等的身體或財產為危害、不得從事與治療無關的活動等，原先即有的規定外，也增加了要求被告交付護照或通知主管機關不發護照、未經司法機關許可不得離開一定區域，甚至可施以電子監控等。
換言之，我國法院面對高恩這類高社經地位的被告，於停止羈押時，可以採取的防逃手段，看似與日本差不多，卻因多了對被告得施以電子監控，致可有效彌補人力監視的不足。尤以目前的GPS定位系統，只要於被告的手或腳裝置無線發射器，即便躲於大音樂箱內，亦會被發覺。也因此，日本即有建立電子監控以來防逃的呼聲，就此而言，我國似乎又勝日本一籌。
只是於去年修法後，刑事訴訟法明文要求，司法院須會同行政院儘速訂定執行辦法，但至今卻未有任何消息，就使電子監控的防逃機制僅停留於紙面之上，就與日本，僅有五十步比百步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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