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司法可以還原學位疑雲之真相嗎？

關於蔡英文總統的法學博士學位爭議，從2015年開始，似乎一直纏繞蔡總統。而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賀德芬召開記者會，並提出美國大學教授林環牆長達四十七頁的調查報告，直指博士學位的種種疑點。總統府除立即召開記者會強烈反駁外，蔡總統也將提告，以藉由司法來還其名譽。只是若提刑事告訴或自訴，是否能告得成、是否能得出真相，卻也是個大問題。

依據刑法第310條第2項，意圖散佈於眾，而以文字、圖畫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成立加重誹謗罪，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不過，誹謗屬告訴乃論之罪，若未有告訴，檢察官一般不會主動偵查。而雖然檢察官是獨立行使職權，但若總統提起刑事告訴，總不免讓人有瓜田李下之懷疑，且隨著選舉白熱化，若檢察官不欲捲入這些紛擾，就可能將偵查期間拖至大選之後。故為避免此等困擾或質疑，自然是以總統自費委請律師，並因此提起刑事自訴為較迅速的途徑。

境外證據可信度待考驗

只是類如蔡總統於外國大學博士學位的案件，於審理上，首先得面對境外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問題。尤其是在相關人證，可能已經不在的情況下，多只能靠文書證據來證明事實，而此等證據屬傳聞，原則上不能提出於法庭，除非是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的特別可信性文書，才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至於如何的文書才符合此等例外，除必須可以辨認製作者與時間以能擔負偽造文書罪外，就是文書做成必須具有常規與常態性，因只有這樣的文書，才不可能預知未來有為法庭之證據之用而被有意識的製作，致具有極高的可信性。反面言之，若是在已經預見可能成為證據，尤其是基於某個案而產生，如此的文書，可信性自然降低，要成為傳聞之例外，就顯得困難。

所以就博士學位案來說，若原告提出了畢業證書的原本或正本，既屬於傳聞之例外，更屬一槍斃命的特別可信性文書。不過，如果提出者是現今補發，因屬事後製作，於法庭上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恐會有一番激烈爭執，致另須找尋其他，尤其是博士論文本身為證。

而根據刑法第310條第3項，能證明誹謗之事為真實者，不罰，依此而論，被告似乎負有舉證真實與否之責任。只是如此的規定，就違反不自證權與緘默權保障，更可能侵害言論自由。故於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裡，就沿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蘇力文案所建立的善意傾向原則，即針對傳述之事，就算無法證明為真，但只要非屬惡意，即有所依據、有所本，即屬於善意，致不會成立誹謗罪。

調查與質疑皆有所本

故就目前指摘博士學位疑雲者，除有畢業證書並非原本或正本的證據外，更有親自至倫敦大學圖書館閱覽論文的經驗，並指出此文本是今年影印與提出於館藏，以及相當罕見於其外以封條註明，未經作者同意不得引用與影印等等之證據。故就算最終仍無法證明真偽，但如此的調查與質疑，實有所本，致屬於善意，要成立誹謗罪的可能性，可說是微乎其微。

當然，由於司法審判的縝密性，即便是不屬重罪範疇的誹謗罪，審判時間也肯定不短。更重要的是，由於當事人身份地位，以及台灣長久以來的氣氛，無論法院怎麼判，總有一半的人信、一半人的人不信。故要藉由司法來解博士學位之疑，既屬緩不濟急，也屬緣木求魚的想法。

也因此，最簡單的釋疑之道，即是由蔡總統本人，將其論文，即包含有口試委員簽名及內容的原本加以複印數十冊，並正式贈送予中央圖書館，甚至全國大學圖書館為典藏，既可速解各方之疑，也能為後繼者所參考，以為相關專業知識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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