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民主政治是這樣在台灣確立起來的

譯者按：日本著名月刊誌《中央公論》2000年10月號刊載了一篇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與邱永漢的對談文章。主要內容是有關總統任內12年間的一些重要內幕。其中一項首要的主題是民主政治如何在台灣確立起來。李前總統在對談中公開了若干秘聞，談得很精彩，特摘譯出來分享台灣讀者。

台灣的政治4百年間，台灣人自己實際上連一次也沒建立過自己的政府，都是被外來的人統治，亦即我所說的「外來政權」。從外來政權解放出來，每個台灣人自主地做自己才是最基本。現在的經濟發展，如果沒有這種自由是不可能的。

例如，連加油站，從前都是中國石油（公司）在操控，消費者必須大排長龍，即使服務惡劣也不能吭聲。現在民間可以自由經營了，服務好，作業又快。台灣這樣的自由化，具有多元價值的意義。不但是經濟的自由化，甚至政權也實現了和平轉移了。台灣能夠這麼做，為什麼中國辦不到？實在令人懷疑。固守兩蔣時代的不民主化的政治形態，什麼也做不成啦！

台灣的報紙倒向了中國系，並沒有代表佔8成的「台灣本省人」的想法，而把「外省人」的想法強制推銷。這次的選舉報導，就是偏失於那些人的意見。目前中國的政權幾乎只是聽台灣的「外省人」帶去的消息。中國的領導人不知道台灣的正確資訊。而問題又是那些朝拜北京的人，竟自以為「只有我們才掌握資訊」的姿態回到台灣向報界說這說那，因而出現了這次的密使問題。

在不久之前，黨和國在一起而稱之為「黨國」，所以軍隊是在「黨國」裡面。黨（國民黨）和國（台灣）不可分，士兵便認為自己是為了黨國在拼命努力，如今國民黨在選舉輸了，國就會崩潰！黨國裡邊有軍隊的話，那是「國民黨軍」吧？！這跟從前共產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完全一樣。

這種軍隊是奪取政權的政治機制。將國民黨由革命政黨改變為民眾政黨是3年前的事。但仍然沒法擺脫黨國的意識。我當總統以後，軍隊應該屬於國家，該把黨國分離了。

有趣的是今年3月18日總統選舉日，軍隊做了宣誓，對於即將開票決定的總統不管是誰，軍隊依據憲法宣誓效忠新總統。

目前，軍隊的八成以上是「台灣本省人」吧！儘管幾乎全是「台灣本省人」的軍隊，卻被「外省人」的統率者領著。我剛就任總統時，參謀總長已經在同一個職位達8年之久了，使用黨的名義，將軍隊私有化。這要怎麼處理是個問題。

1989年，為了要使他遠離參謀總長的權力而想給他擔任國防長。那時宋美齡女士要我過去，跟我說：「目前台灣海峽風浪正大，要換參謀總長行嗎？」她用的是上海話和英文，我回說：「請您把現在說的用文書給我。」那時，她自己並不寫，卻把孔祥熙的女兒叫來寫。現在還保存在金庫裡。她說：「Please, please, 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please!」被她這麼一說，這項人事可難了。紙條是到手了，但並沒有實行，這是為了堅持軍隊是國家所有的這個想法。這樣，把軍隊從黨和個人手中拆開，成為國家的，否則是沒辦法推行民主政治的。

這個人其實很想當行政院長，問題就出在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他來要求：「有關軍隊的事情我比較內行，當了行政院長也讓我召開軍事會議。」我跟他說：「那是違反憲法的，別那麼做。」但是他卻召開了軍事會議而想繼續掌握軍權。我也想暫時觀看一下狀況，不過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揭露出來，成了大問題。也因為這個禍端，他因而垮台下來。

剛好那時（1992年）改選了立法委員，沒有新立委的同意不能繼續做行政院長。手續上的流程是：由總統重新任命行政院長再取得同意。按以往的憲法，行政院長要辭職時，沒本人的簽署是不行的。即便是被令辭職，而本人不簽屬是無效的，實在不合理，類似問題要一個個修下去。

總統有任命權，而立法院有同意權，我要任命誰先暫不作聲。最後在剩下幾天期限的日子，他本人來了。我說：「不是你，而是要任命年輕一點的人。」他的臉很兇，我則大聲斥責說：「任命權在總統！」內人在樓上還以為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竟然爭論的這麼激烈！

李登輝時代的12年，可以總結為兩個問題：一個是使兩岸的問題明確起來，另一個是台灣內部民主化。我是這麼說的：「雖說是充滿了矛盾的國民黨，但沒有它的力量，台灣就沒民主化。」國民大會出席代表沒4分之3以上的贊成是不能修改憲法的。所以只有妥協利用國民黨的力量去改革。

3月24日，在辭掉國民黨主席時，思考了3件事（並不是後來才補加的理由）：台灣政治改革的時代完了。所以到了5月20日，即使不是國民黨的主席，只要是總統，政權的和平移交就有可能，國民黨的主席已經沒事做了。第二是國民黨這部巨大的政治機器對我已經沒有必要了。第三，5月20的政權轉移要和平進行，然後，離開政治舞台，以超然的立場思考國家事務比較好。

譯者按：如所周知，台灣的軍隊50多年來一直是國民「黨軍」，也是「蔣家軍」。雖然說最近已有「國軍」化的傾向，但仍不徹底。「軍徽」仍用「黨徽」，軍官的黨性都未排除。

台灣和中國在兩蔣時代因為戰爭持續，所以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1947年公布取代了憲法。根據這個條款要跟中共武力對抗而實行國家總動員的獨裁體制。所以要解決跟中國的關係，和國內的民主化問題，就必須先修改這個條款。

我的實際工作就是從就任第八屆總統的90年開始的。首先想到的是國是會議，也讓在野黨參加了。可是卻遭受到譴責說：「召開體制外會議決定將來的國政，實在豈有此理！」在這之前，蔣經國時代曾經提出了體制內的6大改革案，開了一年半的會議，也取得了堂皇的結論，然而連一項也沒實行。由此認識到在這種體制內是沒辦法做出像樣的事，所以還是召開了在野黨、在野人士以及學者參加的國是會議。有趣的是會議的方式：由各地方的座談會，把下層的各種想法「由下而上」吸取上來，最後由中央的國是會議做決定。

到了要選舉1991年了。語云:「解鈴還須繫鈴人」，臨時條款的廢止必須在國民大會決定。但是，國民大會因為1947年時被憲法凍結而成「萬年國會」，代表的任期6年也因不能改選而變成「萬年國代」。為了「臨時條款」的廢止能夠在大會通過，我去拜託6百名左右的萬年國代。因為是要他們退休，所以給予退休金加18%的優惠存款利息，並且一個個地用情去訴說，使盡各種方法拜託他們辭職。

最後廢除了臨時條款，改選了新的國代和立委。在這一年前改選總統時，最反對我參選的是林姓的台灣人（按：即林洋港），還有蔣緯國和其後參選總統的陳先生（按：即陳履安）。

1989年去訪問新加坡時也有人反對。那時中國不斷地出擊打壓台灣，台灣在國際上的存在奄奄一息。有存在才有希望，我認為如不讓台灣存在，什麼都免談了，一定要讓世界各國知道台灣的存在。實務外交的意義就是即使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也要派出代表，不搞政務，也應進行經濟、文化等各種交流。

我認為台灣沒必要宣告獨立，因為「中華民國」雖然被打敗了，卻還殘留在台灣，把這個「中華民國」搞下去就行了。所以起初叫「中華民國在台灣」，最近改稱「台灣中華民國」。

1991年修改憲法時，跟中國的關係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了「國家統一綱領」，當時期待如果中國民主化，便於會談統一的問題才保留了國家統一條例。這年我宣布中共政府有效統治中國，當然台灣亦是一個國家。

可是問題來了，美國採行季辛吉的「一個中國政策」想法，制定了模糊的對中國政策。逐漸「一個中國」變成了中共，這完全不符事實。

1999年7月9日，我在接受「德國之聲」的訪談時回說：「台灣和中國是國與國，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對於中共說台灣是它叛亂的一省，我說已經修改憲法，台灣「省」已經沒有了。

目前，台灣是擁有新憲法的第二共和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以從來的領域為領土」。這句話雖說含糊，但並無須修改，可以說明現在台灣有效統治的地域為領域。繼續保全原有的中華民國主權和地位，在憲法的名義之下，體制內部將之改變為新共和國的話，台灣用不著發表獨立宣言，民主化是有可能的。

本來汪道涵先生預定1999年4月要來台灣，可是後來卻回說改在10月20日以後才要來。我得到的確實情報是：10月1日是中共建國50周年的國慶日，說不定要宣布「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而10月派汪道涵來開始就「一國兩制」做政治談判。如果在國慶日世界視線聚集之下被那樣宣布，而台灣依然默不作聲將不堪設想。那要嘛就修改憲法，或者宣布「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在訪談過程中，我很肯定地說明：「不論是從歷史上或法律上來看，台灣絕對不是叛亂的一省。」最後總而言之：「兩岸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這是必須弄清楚的，台灣擁有自己的主權不必宣布獨立，中華民國從聯合國退出以後就顯然已經不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了。

至於中共，則不但一步也不曾踏進台灣，主權定義之一的「有沒有統治」、未曾徵收稅金，全不符事實。辜振甫先生於1998年去上海和北京時，我告訴他要對等形式，桌椅坐法都準備好了腳本，話題也設定在台灣的民主化。

在會談中，辜先生提出開羅宣言（開羅宣言並不存在，只有開羅會議的「新聞公報」)和波次坦宣言。日本接受宣言後簽屬舊金山合約放棄台灣，但並沒有說返還給誰。因而有人解釋台灣的歸屬未定。單是國民黨政府軍被聯合國指定管理（按：即「託管」）台灣，這「佔領」乃是「領有土地」的一大條件。既然佔領了，則中華民國的主權就會成立。這種想法是否合理，當初並沒把握。

從這個觀點來看，主張主權必須要佔領並有效地統治。那麼中共對南海、釣魚台主張有主權都是不合理的，沒有法律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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