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家 不可放棄道德與誡命

人心剛硬的時代
余杰：您是台灣國家文藝獎得主，這項殊榮可謂「榮神益己」。最讓我敬重的是，你在頒獎典禮上發表的得獎感言，儼然就是一篇牧師的佈道詞。只是佈道的場所不是教會的講壇，而是冠蓋雲集的文藝盛會。很多知識分子基督徒，有一種「以福音為恥」的心態，不敢在其他知識分子面前表達自己的信仰，基督徒的身分好像會讓別人覺得你很愚昧似的。您在演講表達了要在一個人心剛硬的時代為上帝寫預言的決心，雖然這個時代不再是先知的時代，但先知的使命沒有結束，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成為說出真理、帶領身邊的人「因真理、得自由」的先知式的人物。
宋澤萊：我在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的得獎感言中，首先講述了我對聖經的理解。聖經這本完成於上古時代的書籍，其實就是一本記載著大量預言的書籍。在〈使徒行傳〉第一節到第十一節，記載著耶穌經過被釘十字架、埋葬、復活後，整整有四十天的時間，又和他的門徒們相聚的若干故事。在耶穌即將飛升天堂的那一天，當著門徒的面，說了一些簡短的預言：「當聖靈降在你們身上時，你們會忽然具備巨大的神能，能摧垮猶太人和一切外邦人的阻擋，最終就會把基督教傳到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球盡頭。」當耶穌說這些話時，事情還沒有發生；不過兩千年之後的今天，基督教果然已經廣傳世界，就是地球的南北極，都存在著信仰它的人。《聖經》裡還有一些文學家比路加更大膽，直接書寫自己從神那裡體會到的、聽到的預言，約翰所寫的〈啟示錄〉就是一個典範。
在現代文學中，我景仰的有三位預言作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是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可算是時代的先知。1921年，他寫了詩作《荒原》。詩人筆下的「荒原」土地龜裂、石頭燒紅，草木凋萎，人類精神恍惚渙散，上帝與人、人與人之間不再有聯繫。接著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於1932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赫胥黎假設將來有一個人類社會，人類被劃分成五個階級，第五階級被強制以人工的方式導致腦性缺氧，把人變成癡呆。這本小說預言了如今的科技社會，所有的人都在科技人員的管理底下，過著被制約的生活，毫無主動性可言。另一位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他在1948年出版了《一九八四》這本描寫極權監控統治下的新社會小說。這本小說預言了如今現代化政府的社會控制手段和人們的無奈。
以上三位都是英國作家，卻可以代表同時代全球的預言作家。他們預言的犀利和神權時代的預言家可說不相上下；但是他們已經沒有中古世紀的預言文學家那麼幸運了。首先，他們已經不能用神的名義說預言。同時，沒有信仰的現代人的人心已經剛硬了，他們對任何預言毫不在乎，痞子一般的現代人似乎說：「我們不在乎你們的預言，不管世界變得如何，習慣了就好！」因此，自從眾多的作家做了預言以後，如今這個世界看起來仍然一樣虛無，科技控制越來越囂張，獨裁專制日甚一日。
時間來到了後現代的今天，預言更難寫。由於人心的剛硬更甚，對於所有的預言已經發展出更痞的說詞，他們說：「也許預言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怕，因為災難會在別的國家身上發生，可就是不會發生在我們的國家裡。」
儘管如此，我仍然要寫關於這個時代的預言。三十年前，我在《廢墟台灣》預言台灣人由於漠視公害撲擊的威力和核能發電廠潛在的危險性，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終於導致核電廠爆炸，台灣瞬間變成一座巨大的廢墟，台灣人幾乎全部滅絕。自1985年出版這本書以來，身為作者的我的心情並不輕鬆，常常處於焦慮的狀態中，我多麼害怕自己的預言成真！因為它已經完全猜中了烏克蘭的「車諾比事件」和日本的「福島事件」。這兩個事件的悲慘情況，恰巧和《廢墟台灣》所寫的一模一樣；如果發生在台灣，台灣當然只能變成一片廢墟。
我擔心的還不只是無法完全操控的核分裂本身，而是台灣的人心比世界各國更加剛硬，吉凶不分。歷來主政的人的心更是剛硬中的剛硬，他們患了唯利是圖、貪圖目前的惡性心病，對於核電廠的興建從不曾鬆手，卻是草率行事。我感到危機就要發生。
文學創作的幾個階段
余杰：除了基督教作家和預言作家的身分之外，您還是台灣鄉土文學和人權文學的代表人物。請您再從這兩個維度做一些分享。
宋澤萊：我的創作過程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段落：最早是在大學期間，在那四年裡面，一邊求學，一邊摸索如何寫小說，主要是學習寫作技巧。我開始寫心理小說，但當時年紀輕，對社會也沒有太多認識，只能寫自己的心理，是一種體驗性的、自傳性的寫作。
那時，我受到弗洛姆影響，將弗洛姆的理論小說化，挖掘到人的破壞性。弗洛姆是一位精神科醫生，他對希特勒和史達林都有很多研究，對極權政治有獨到的分析。他有一本書名叫《逃避自由》，討論人為什麼逃避自由，即便在自由地區也要放棄自由？我運用弗洛姆的心理學理論寫人類的破壞性、虐待性，深入精神和心理歷程的層面。有人讀了我的小說驚歎說，二十幾歲的人居然寫得出如此洞察人心的小說！其實，不是我有多麽了不起，而是弗洛姆了不起。
余杰：我也受弗洛姆的影響很大。這位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終身對極權主義、大屠殺、集中營的起源問題感興趣。這大概也是經歷過二二八屠殺和天安門屠殺的台灣和中國都應當重視他的原因吧。弗洛姆專門研究過「人類的惡意侵犯、惡意性和殘忍性」，並發展出「戰爭發動心理學」或者「破壞心理學」。他發出這樣的追問：從一方面說，許多種動物都會同類相鬥，人也是一樣。但從另一方面說，在千萬種同類相鬥的動物中，人卻是唯一相殘的動物——人是唯一的集體屠殺者，唯一不能適應他自己的社會的生物。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他的結論是，唯有愛和自由能戰勝仇恨、奴役和殺戮。如果人們能及時發現自己熱力追隨的領袖心中那些抑制的性格特徵——諸如自戀、虐待症、全能欲望、冷漠無情、無意識間對自己人格的出賣，這世間將獲得別一樣的新生。
宋澤萊：後來，從大學畢業後，我就離開了心理小說的寫作。我開始接觸到社會，過著社會化的生活。我曾經抽煙、喝酒、嚼檳榔，交際很廣泛。跟一些政治界的人做農村運動，去瞭解農村的貧困。長期以來，台灣用農業來輔助工業，犧牲農業、壓低稻米和農產品的價格，為工人做免費的便當。這一經濟政策使得青年轉移到都市，進入加工出口區，到加工廠當廉價工人，這樣老闆賺錢就更多了。
犧牲農業獲得工業發展，日本、英國、中國都是如此。日本後來有回饋農村，農民的日子比較好過。但台灣至今沒有這樣做，直接將農村犧牲掉。最近有錢的企業還來徵收農村耕地，發生了大埔事件等農村的抗爭。
我在農村長大，比較瞭解農村的狀況。所以第二階段就寫農村小說，把政府對農村的漠視、剝奪寫出來。農村題材的作品中，《打牛湳村》比較有名。這個題材我寫了四、五本書，長篇和短篇都有，因此被歸為鄉土作家。我希望以小說構建「福爾摩沙庶民圖」。
余杰：宋老師，您的鄉土題材的作品，讓我聯想起沈從文。在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中，左翼作家寫鄉村，基本上是刻意用馬列主義、階級觀念來圖解鄉村。即便是魯迅這樣的大師也是如此，所謂「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他自己是一個回故鄉訪問的「旁觀者」。而沈從文是少數的真正的「鄉下人」，他靠直覺來寫農村，而不是靠意識形態來統籌安排。我發現您也是如此。很多台灣的所謂鄉土作家，根本沒有在農村生活過，也沒有幹過一天的農活。而您就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您就生活在書中的鄉村人物中間。
宋澤萊：台灣有個人類學的教授曾對我說，要他們人類學家把農村寫得像《打牛湳村》那麼仔細、深入是不可能的，它超過了一般人類學的調查。這位教授也許說得對，我曾閱讀過美國人類學家前來調查台灣農村的《小龍村》那本名著，我也覺得那本書雖然非常用心，還是沒有真正寫到農民的心聲，是不勞動的人的旁觀作品，流於浮面了。
我自幼生在農村，在動筆寫《打牛湳村》之前，已經整整在農村生活了二十年以上，寫農村的勞動與農村的被剝削狀況，既不必觀察，也不需理論，都是日常農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除非你真正的勞動，且自幼就生長在那裡，才能真正瞭解台灣的農村真相是什麼。《打牛湳村》暴露的農村問題，現在依然有效，是台灣農村的最根本問題。
寫完農村題材之後，我的創作進入第三個階段，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我轉向寫台灣更加廣闊的社會問題。
比如，台灣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公害問題。我生活的鹿港發生了反杜邦設廠運動，是台灣環保運動的起點。我開始關注環保問題，而環保問題中最為迫在眉睫的是什麽問題呢？是核電廠的問題。
八零年代中期，蔣經國還活著時，台電炮製出一個駭人聽聞的口號：要在台灣修建二十座核電廠，把台灣的海岸線包圍起來！那時，已經發生了美國三浬島的核射外洩事故，這樣的事故若發生在台灣，彈丸之地的台灣難以承受。如果建造二十座核電廠，只要有一座出問題，整個台灣就毀掉了。
我想要對此寫文章，但不知道如何寫。蔣經國還活著，台灣還處在戒嚴體制下，若要直接寫評論，沒有媒體敢刊登，作者還可能被抓捕。我就考慮用小說的方式來寫，寫成科幻形式的作品，總能過關吧？我就寫了十萬字的小長篇《廢墟台灣》，寫未來台灣因為核電爆炸而毀滅的情形。
寫作倒是很順利，很快完成。但投稿的過程卻很艱辛。我給《中國時報》副刊，卻遭到退稿。編輯說，你這篇東西雖很好，但我將它刊登出來，我的職位就不保了，因為核電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非議核電等於是對抗黨國。我就跟他們商量，是不是可以刊登部分章節？他們回答說，部分章節也不能刊登。
既然報紙無法發表，我就只好出書，就找本土的前衛出版社出版。十萬字正好是一本小書。出版社對此書的定位是「核能災害預測小說」。1985年這本書出版，起初幾乎沒有人買，台灣人的反應並不敏捷。大半人都認為作者在危言聳聽。有經濟學家和核能研究者看到之後，非常生氣，將書丟在地上踩。
結果，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蘇聯發生車諾比核電廠爆炸事件，人們這才發現核電廠的危險近在咫尺。這本書幾個月間賣了數萬本，成為當年十大暢銷書之一。前幾年，日本福島再次發生海嘯地震引發核電廠事故，對日本人的心靈傷害和打擊非常巨大，此書在台灣也再度熱銷。
其實，現在油頁岩開採技術出現突破，石油非常便宜，實在沒有必要冒險去建核電廠。但台灣還是有很多人躍躍欲試，他們背後是龐大的利益集團。
這個階段之後，我的創作重點又轉向基督教文學、魔幻寫實主義文學。
文學家踐行誡命 如同水裡救火
余杰：您也是台灣「人權文學」的最早倡導者。你較早直接書寫「二二八」這個禁忌的題材。在小說《抗暴的打貓市》中，有對蔣介石父子掀起偶像崇拜的嘲諷，也寫到慘絕人寰的屠殺場景，如文學評論家陳建忠所言：「宋澤萊是以屠殺的角度來看待二二八事件，他所著重的，與其說是重視那段駭人聽聞的歷史，毋寧說他是追究了屠殺者及其幫凶的歷史責任。」您的作品就構成了一個嚴峻的人權法庭。
我很喜歡你的人權文學論集《誰怕宋澤萊》，這本三十年前的老書，放在後太陽花時代公民社會勃興的台灣來看，一點也不過時。不過，那個時候，你的觀點引起很大的非議，即便是所謂的進步陣營，也對你有一場圍剿。
文學評論家陳芳明曾經用「美麗島傷痕文學」來命名之，傷痕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個概念。後來，你提出人權文學之後，他非常認同，並認為「它的涵蓋面比較廣泛縱深，它暗含了台灣文學抗爭的、落實的、積極的精神」。而最讓我感動和欽佩的是，當時，您還不是基督徒，就已經從聖經真理出發闡釋人權的來源。人因為被上帝所造才享有尊嚴、自由和權利。而人權又離不開上帝的律法，特別是上帝頒發給人類的「十誡」。
宋澤萊：我最早整理出了《台灣人權文學小史》，從日治時代的賴和、楊逵、楊華一直寫到當代的楊青矗、黃春明、王禎和、施明正、林雙不、呂秀蓮等人，台灣文學就是一頁爭人權的文學史。當人權把人定義為「須擁有四大自由」的生物時，已經飽含了眾多人類的共識。而當人類尚未辨別出那個定義時，作家就應率先將之指出。我提出，「人權文學」就是要作家勇於反抗統治者「反人權」的行為，作家應該為人類爭取「人民對自由權、平等權、受益權、參政權的充分獲得，不容打折扣」。
在《誰怕宋澤萊》這本書中，有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也是引起最大爭議和反駁的文章〈文學·誡命·人權·法治〉。我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人權不能離開道德和誡命。在這個去道德、去誡命的時代，講道德和誡命當然為那些「進步分子」不容。
但在我看來，宗教誡命是人類在信仰的歷史階段所遺留的可貴資產，它總是朝向對人類惡德的指控，希望禁戒人類本性裡惡德所不可避免會犯下的過錯，那些惡德正是人類使自己陷身慘境的最大原因。在我們這個去聖已遙遠的時代裡，我們能對誡命的理解愈來愈淺薄。我們原本應當清楚地看出來，我們的大半痛苦是因為違背誡命，但在無休止的焦慮、彷徨、恐懼中，我們的眼睛被自己矇住了，乃誤認眼前的都是敵人，誡命也是敵人，將誡命踩在腳下。然而，我們必須回到誡命，文學家踐行誡命也如同水裡救火。
我在文章中點名批評了某些作家說：由台灣眾多有名作家對「道德」「誡命」的反對，顯露出台灣文學的困境，一個比一個通向道德識別力破毀的頂點。我們的文學家彷彿竟成了惡德的傳聲筒，變成破毀真善的先鋒！捨去了真善，美何能單獨存在？
余杰：正如你對佛教領域中釋昭慧的批評，顯示了你的先見之明，近年來此人已將當年的「進步」面紗全面脫去，為深陷環保風暴和腐敗醜聞的慈濟辯護，暴露出威權主義的本質。你也是很早就對陳映真提出批評的人，八十年代他還是左翼文學教父，批評他簡直就是「政治不正確」，難怪你這個初生牛犢會招致長輩們的圍攻。但到了今天，陳映真虛假的左派面目已然暴露無遺，他已墮落成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幫凶。三十年後，讀您三十年前的評論文字，仍然感到暢快淋漓。
宋澤萊：在台灣的佛教裡，釋昭慧將來必然還會有驚人的舉動，也還會引起人們的公憤；這是大乘佛教無法避免的，我總覺得台灣大乘佛教裡頭實在很不乾淨，是佛魔同體、戒與不戒同體的世界，彷彿時刻都會發生問題，也不知道有誰能收拾它，真可怕。在文壇上，台灣現代主義流行的1970、1980時代，作家都持道德、價值的相對論，好像一旦相信道德、戒條，就會被視為傻瓜。陳映真的私徳還很不錯，畢竟他是神學家庭出身。有些沒有宗教信仰的文學人的品性就很壞，我當時年輕，聽了覺得很害怕。所有的這些，都是因為毀壞、不信道德戒條的結果。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道德好，民族就強盛；假若道德衰敗，人民要活著尚且不能，更不要說什麼強盛。我們也知道以色列民族是靠上帝的誡命、保持民德而維持下來的，甚至復興了他們的國家。由此可知，台灣的未來，包括中國的未來，也在於讓全盤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權得以展開，以期在民德被破滅殆盡時以誡命、人權做憑藉，而這也是文學家不可怠慢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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