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有時因某些考量或因素而有實問虛答、言不及意、刻意模糊、甚至「可説不可做」、或「可做不可說」的言行。在高道德標準的社會,這種行為或許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在現實的生活中,這已是「正常」的模式了,尤其是在意識形態的強烈催化下,更不引以爲意。縱然如此,一位政治人物下意識的中心思想常會在其言行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依此,我們就從觀察蘇貞昌院長和柯文哲市長的言行來推斷他們的中心思想。
非洲豬瘟在中國失控漫延,疫情嚴重,蔡政府嚴格管控,以防堵豬瘟入侵台灣。有位中國旅客攜肉來臺,入關時被查出,肉毀罰款,因未帶足夠現金被遣返中國。有記者問蘇院長「若旅客並未攜帶足夠現金,將如何處置。」蘇院長表示,「當初要入境時,就不該攜帶有病毒或有病毒之虞的肉品入境,這在其他國家都是一樣,政府不會問你錢帶夠了沒有,都是為了保護國家安全。」(民報2019-1-26)並譴責中國「讓死豬漂過來」。又,行政院規劃禁止公務機關採購某些中國產品,有人擔心中國抵制,蘇院長表示,「中國抵制台灣已經不是一天,國家安全不容打折,也不容有漏洞,對於有國家安全之虞等必須嚴格把關。」(民報2019-1-25)蘇院長心懐臺灣,時時以自己國家的安全為重,維護國家利益,而不是只想討好他國。
近日柯市長接受台視專訪時,以比喻批評「民進黨的親美」立場:「一個強盜在搶銀行時,只看到錢,卻沒看到旁邊站著一堆警察,… 但忘記還有一個中國。」(自由時報2019-1-19)遭各界抨擊時,卻推說別人「興風作浪、見縫插針。」對段宜康立委的反擊,柯市長表示:「不要在台灣喊獨立,又在中國做生意,我最討厭這種人。」(自由時報2019-1-22)語氣如同國台辦的打手。柯市長情繫中國,儼然以中國高官的姿態,把臺灣當作強盜,把霸凌臺灣的中國當作警察,傲慢地斥責並強迫臺灣人遵循中國蠻橫的要求,失格又偏離主流民意。然而,這不只是外交層面的親美或親中的路線辯正,而是最基本的國家存亡的關鍵抉擇:是要捍衛國家主權呢?還是要向敵對國屈服而從世界舞台消失呢?
蘇院長的臺灣心與柯市長的中國情呈現很強烈的對比,也突顯他們中心思想的大差異。此對比明確地提示我們:居高位者(如總統、院/部/市長級人物)擁有權力且動見觀瞻,他們必須具有「臺灣優先」的核心價值,才能為國家創造福祉和守護利益。他們不僅要領導國家或城市設定長程方向與執行策略,也要善用機會宣揚臺灣價值,帶動正向風潮,發揮風行草偃的效應。不必過於顧忌,宜積極地以身作則,戮力推行正確的國家理念、良善的社會文化、優質的國民素質、與高尚的民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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