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司法思想出了大問題！

近代社會最讓人不滿的乃是司法對犯罪的懲罰。由於許多懲罰過輕，它就會誘導著人們去從事那種犯行。
就以電話詐騙為例，主犯夥同一群犯人，私設機房、進行詐騙。由於機房是由他們親自掌控，因此當犯行敗露，他們很容易銷毀犯罪紀錄，抓到這些人也很難確定他們的罪證，最後只得輕判了事。台灣的電話詐騙，愈騙愈大，這個行業也愈來愈旺，其實是司法鼓勵出來的。
例如酒駕殺人，這種殺人現在已多得幾乎無日無之，但撞死了人又如何？花錢賠償死者家屬，就可和解輕判，等於沒事。因此酒駕撞死人的泛濫，可以說也是司法鼓勵出來的。
任何社會都有各種犯罪行為，但司法系統或政府首長級的人物，對於具有社會及司法鼓勵而特別發達的犯罪種類，卻必須有社會性的宏觀思考，對於那種特別泛濫的犯罪，有沒有特別的方法來加以防制？懲罰的方式和刑責的裁量能否調整？針對特別泛濫的犯罪行為一定要有特殊的思考。前幾年，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賽門（David S. Simon）就在精算偏差行為裡指出，近代的司法懲罰，對於藍領階級的街頭犯罪為主，判得也較重，街頭犯罪是指打殺偷搶等犯罪，但對白領犯罪，如智力較高的亂排廢棄物、販賣偽劣商品騙人等犯罪則馬馬虎虎，而且經常是罰款，不必坐牢。因此賽門教授遂認為司法的懲罰，一定要把階級的因素排除，白領犯罪該坐牢就要坐牢。稍早前，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Gray S. Becker）也指出，以不法利潤為目標的犯罪，不能根據它所造成的傷害來定罪，而應根據它所圖謀的經濟利益及圖謀的僥倖因素（即犯罪被發現的可能性）而定罪，這才能罰和罪能夠匹配。
根據賽門和蓋瑞貝克的看法，此刻台灣對泛濫的幾種犯罪，顯然已需有些哲學性的思考。
詐騙案是種充滿了脫罪巧門的犯罪型態，由於自設機房，非常容易銷毀犯罪的通聯證據，因而受害者也很難確定，詐騙犯遂有了極大的脫罪空間。由於這種新犯罪有極大的脫罪空間，所以以前那種「犯罪人──受害者──受害內容」連為一體的舉證方式顯然已需調整，因此我認為電話及網路詐騙應調整舉證和定罪的邏輯，那就是一群人私設機房，就應被認定是犯罪的實行，因此一群人私設機房，就符合定罪的要件，它應列在電信法規中，這可防止詐騙犯的狡賴卸罪。它等於是對詐騙犯設下基本刑，而這種基本刑不能太輕；其次則是警察檢調的廣泛蒐證，如果確定了被害人及被害事實，那就符合了一般的犯罪舉證，刑責要加重，而且行騙的方式，如冒充官署，對被害人虛構故事加以恫嚇更可以援引其他法條加重罪責。我相信對詐騙案調整觀念，判刑自然會合理的加重了許多，這對詐騙案必有遏止之效！
近年來食安事件不斷，縱使到了今天還有重大的食安醜聞，台灣的食安案例不絕如縷，也是輕判所致；而且犯行察覺後大老闆也可承諾要捐款作為食安之用，這是典型的「以錢買罪」。台灣的食安問題已傷害了國民健康，食品工業、飲食商業、甚至台灣的國家形象及廣泛的商業道德。對於這種以金錢利益為目標的犯罪，台灣特別要改變觀念，收回商品並退費乃是最惡劣的懲罰方式，因此，我同意蓋瑞貝克教授的論點，這種經濟性犯罪，不能看它造成了多大損害而定罪，而是要去算它圖謀多少利益及僥倖的機會成本而定罪，如果改變思維，每起食安犯罪顯然都會罰幾千萬或數億數十億，當經濟性犯罪必須付出公司可能破產倒閉的代價，經濟性犯罪自然就會被遏止；當大老闆不能以金錢買罪，必須去坐牢，他們一定會正經去作生意，不會亂來！
酒駕撞死，如果除了賠償外也必須坐牢，不能和解輕判，相信酒駕必然大幅減少。
因此，近年來台灣百姓對司法日益不滿，都在罵「恐龍法官」，有些法官的確該罵，但真正該罵的是台灣的法制。台灣的法律教育只重法條教育，從不重視法律哲學和法律社會學的教育，這遂造成了台灣法制不能與時俱進的致命缺點。台灣食安犯罪不斷、酒駕撞死人無日無之、電話及網路詐騙已揚名全世界，這都是台灣司法思想出了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