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與分配是否必然矛盾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日前對於新政府強調「創新、就業、分配」的經濟政策表示，創新與分配是矛盾的，創新其實是分配的罪魁禍首，沒有經濟成長，就業與分配也無從解決。他同時對於新政府力推的五加二創新產業計畫，也認為政府如果只管推新產業，即使新產業通通成功了，也補償不了老產業的衰退！

台灣經濟成長實況，無法支持張忠謀的論述
首先，張董事長認為沒有經濟成長，就業與分配也無從解決，這句話表面上聽起來好像是對的；但其實我們從過去的經驗教訓中已了解到，為了一味追求GDP成長率的漂亮數字，過去偏愛大型投資、忽略了環境成本，換得的結果卻是資本設備折舊增加、污染增加，但人民所得卻沒有相對幅度增加，實質薪資停滯不前，台灣受僱者在國際投資者眼中變成了「物美價廉」的怪異競爭優勢，讓人哭也不是，笑更不是！過去的經驗已足以證明，即便有GDP經濟成長，就業與分配也無從解決，這與張董事長的論述剛好完全相反。

第二，創新與分配，是否如同張董事長所說的必然矛盾？從金融海嘯以後台灣相對亞洲各國的出口和經濟表現就可以看出，台灣的既有經濟模式早已面臨成長瓶頸或極限。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破壞式創新，國家需要有不斷興起的產業和企業創新活動，才能持續創造更多附加價值，來提高薪資和改善所得分配。如同前面所說的，過去我們以GDP成長率為追求目標，因此政府政策偏愛大型投資，把大型企業的主張聲音特別放大；但是對於佔我國企業家數九成以上、吸納就業人數將近八成的中小企業，其對於經濟的重要性卻沒有獲得政府對等的重視。
事實上，中小企業也具有創新能力，如果政策能夠協助更多中小企業創新，建立獨特的競爭優勢或技術能力，提高其附加價值創造能力，也有助於整體就業薪資的提升，促進所得分配的改善。

德國經驗：提升中小企業創新能力
我們從德國的經驗中，也可以看到創新與分配兩者並不必然矛盾的情況。儘管德國民眾對所得分配問題有所微詞，但是在金融海嘯後全球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下，德國相較於其他各國的所得分配惡化情況，則顯得和緩：2012年吉尼係數0.3，低於美國的0.41和台灣的0.338；不僅如此，德國的青年失業率也低於其他歐洲國家。
這些表現除了歸因於社福體制的完善和過去勞動市場改革的因素之外，德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也是其就業和所得分配改善的重要原因。德國中小企業家數占比高達99%以上，GDP比重超過五成，就業人口占全國六成以上，創造整體德國將近七成的出口額。
德國有許多中小企業是具有全球獨特競爭優勢的隱形冠軍企業，家數居全球之冠。甚至，不只這些隱形冠軍，德國Oliver Som和Eva Kirner所撰寫的《低技術創新：德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指出，即便是在中低技術產業領域（以中小企業為主），也有許多創新活動；中低技術產業領域的創新活動，主要是對現有技術的改進和漸進式開發，大部分並非投入一項新技術的研發創新，而是將外部新技術廣泛整合，應用到企業現有的製程技術中。正因為德國中小企業不論是在高技術或中低技術產業領域，皆有很強的創新活動及能力，因此確保了能夠持續創造高附加價值的能力。

回過頭來看台灣，創新活動本該是所有產業和企業應極力追求的，不必然僅侷限於政府所推動的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政府除了帶頭點火的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之外，也不妨以德國經驗為思考，以適當協助方式（過去做法其實有許多不恰當之處）讓更多中低技術的傳統產業領域的中小企業，都能藉由創新來持續維持競爭力。讓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中低技術傳統產業領域的創新活動，成為推動台灣走向「創新、就業、分配」的新經濟模式的雙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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