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處分解決核電爭議？

在311強震屆滿五週年前夕，日本大津地方法院針對福井縣的高濱核電廠3號機和4號機，做出暫時停止運轉的假處分裁定，為安倍重啟核電計畫帶來變數，也突顯出核安問題，可否由訴訟解決的爭議。

日本因在二戰末期遭受原子彈轟炸之故，所以在戰後，即宣告「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的非核三原則。但此原則並不排除以核能發電之用途，以致於現今，日本不僅有五十四座的核電廠，其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三，這就一個地震頻率高且電廠多設於斷層帶的國家而言，實具有高度的風險。以311大震造成重大災害的福島核電廠來說，事實上，從1978年開始，即有超過三十起的大小事故發生，也因此之故，致引發一系列的核安訴訟。

至於核安訴訟的型態，一種是對建廠的電力公司，基於核能的高度危險性及發生事故後，所造成難以挽回的生命、身體、財產權等的侵害，以民事訴訟的方式，請求法院為停止施工或運轉的判決。另一種方式，則是以損害無法回復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向法院請求撤銷行政主管機關的許可運轉處分。

惟不管是民事，還是行政訴訟，提訴者皆須有訴之利益，即是否有具體的權利受侵害，若只是為抽象的公益保護或空泛的危險性指摘，就不具有適格性，致會遭法院駁回。而核能的危險性，雖眾所皆知，但在未發生事故前，要證明有具體侵害實有困難，若法院採取嚴格解釋，就會造成訴訟障礙。

以日本從1970年代，所出現的諸多核安訴訟來說，法院即從完全否定的態度，而逐漸承認核電廠周邊居民的原告適格性。這是因居住於核電廠周圍的民眾，即便核電廠未生事故，仍得面臨輻射及其污染物的最直接侵害，致可能罹患不治之症，自不應否定其訴訟權。且關於得提起訴訟的範圍，也從核子反應爐的二十公里逐漸擴張至六十公里半徑內的居民，甚至在2009年，日本最高法院還允許到一百公里的範圍。

在311後，日本核電廠雖全面停止運轉，但於2012年安倍上台，卻開始重啟計畫，雖然制訂了較過往更為嚴格的安全標準，仍阻止不了大量的核安訴訟進入法院審理。由於本案訴訟可能曠日廢時，為了避免訴訟期間造成難以挽回的核災，故此類訴訟，原告就會先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的假處分。而因此種處分，僅是一種保全程序，故不需要證明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就成為核安訴訟的突破口。此次日本大津地院裁定停止運轉的假處分，實就反應出了此等特質，更暴露出民眾對核能安全的極度憂慮。

惟假處分畢竟只是一種暫時的保全程序，提訴的居民仍得在本案訴訟裡，面臨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即在核災發生前，如何能證明核能對生命、身體侵害的因果關係？尤其是在原告方對此具有舉證責任，但在核能資訊完全掌握在核電廠與官方，且就此專業亦可能遠不及被告方下，就會產生武器的不對等。若再加以法官非核能專家，亦須尊重行政機關的專業判斷下，勝訴恐有極高的難度，這也是日本至今，居民多以敗訴收場，或陷入長期纏訟之因。而從此經驗，亦著實反映出，核電安全的問題，由司法機關處理所必須面臨的瓶頸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