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才是真正中國通！戒嚴年代反共義士點將錄

戒嚴年代，兩岸壁壘森嚴，封鎖對方的「人流」幾乎是滴水不漏。唯一的例外，是向敵方投誠。在台灣方面，就是當年紅得發紫的「反共義士」。他們從「很不自由」的中國，來到「不很自由」的台灣，有的是過個水，之後定居他國；有的就此長住，結婚生子。當年他們來台，往往造成轟動，當成頭條新聞處理，如今多半被世人遺忘。
 
然而，無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或從台灣前途的立場，這些反共義士都具有不可抹滅的價值；特別是他們對中共統治的批判，至今仍極具啟發性。事實上，中共本質沒有變（今昔之別，僅為程度之異），只是台灣變了，變得非常健忘，因而需要這些反共義士的第一手證言，幫助台灣人認識中共。本文限於篇幅，不及詳列詳述，只能蜻蜓點水（韓戰來台的1.4萬名反共義士，題目浩大，茲略）。有興趣的人可以按照日期，搜尋舊日報紙追蹤之。
 
謝文通：1957年1月30日，中國「聚興誠銀行」香港分行經理謝文通（52歲），脫離中共控制，搭機抵台，受到各界歡迎。聚興誠1915年成立於重慶，是已有四十多年歷史的民營銀行，在香港高度自由化的社會，本可以高度自由化的經營。但中共在1950年將該行（包括香港分行）資產及外匯全部凍結，1951年強迫參加「公私合營」，75%的利潤繳給「人民政府」，銀行形如空殼，實已結束。
 
謝文通在台北發表的書面聲明指出：「今天我才知道世界上真有偽裝的強盜，利用人的錯覺而騙得人的同情和擁戴。一到秧歌王朝粉墨登場以後，便瀰漫著血雨腥風，使每個人浸沉到恐怖黑暗的氣氛之中。眼看著許多對匪存有幻想的工商業家們，一個個的倒下，一個個的消滅，不但付出了全部的財產，而且付出了生命…我要向全世界人民作正義的控訴，現在共匪仍在使用『統戰政策』以欺騙海外僑胞，我不能讓他們上當，因為我是上過圈套的過來人。」謝文通後來舉家移民美國。
 
白騰號漁民35人：1957年6月12日，中國漁船「白騰號」漁民，在香港外海的伶仃洋上，殺死船上一名中共幹部，奪取漁船，駛抵長洲島。船上王文甫、王少卿等35位漁民在24日由救濟總會接運，抵達基隆。
 
香港政府對此劫船事件發表聲明：「廣州廣東海產公司的機帆船『白騰一號』，於被船上中國乘客控制後，迫使船員駛入香港領水，於六月十二日抵中洲港。船上有屍體一具，著軍人制服，顯屬被殺…船上全體人員業按非法移民遣送出境。」這些漁民來台後，有多人被安排投入橫貫公路的建設。
 
高浩然、王銘箴：1957年 10月9日，中國回教界教長高浩然與其妻王銘箴抵台，舉行記者會。高浩然被派任「中國伊斯蘭協會」代表，不堪當作中共宣傳欺騙的工具；王銘箴則因發現土改「種種怵目驚心，慘不忍睹的事實」和北京「許多高級幹部的糜爛生活」，而對共產主義幻滅。
 
高浩然在接受《聯合報》記者專訪時，也提到中共如何成為「老大哥」蘇聯的附庸：「凡是有『老大哥』駐在之地，不管是文是武，中共匪幫早就安排了最好的享受在那兒，漂亮的女人都集中送到床上。無論是任何一位蘇俄人士到達一個城市，全城人們都得到車站歡迎…『老大哥』的一句話就是聖旨，馬上貫徹施行。蘇俄的顧問和工程師整個握住了大陸工業生產的命脈。」又說，「老大哥」援助中共武器、彈藥、機器設備，中共則進貢糧食和軍事資源，「蘭州到伊犁的公路上，每天有二千輛巨型貨車晝夜奔馳，將中共匪幫在全國搜刮來的物資滿車滿車的自蘭州載向蘇俄而去…這些物資都是中共匪幫的勞改和奴工制度下的生產品，在這種壓搾下，中國人民的血是一天一天枯竭了。」高浩然後來著有《認識伊斯蘭》，是台灣伊斯蘭學的經典著作。
 
劉娟翔：1960年，「武漢醫學院」女學生劉娟翔從中國逃到香港，1961年投奔台灣，進入台大就讀。她的父親劉一誠出身黃埔軍校六期，她八歲時，就親眼看到父親被中共幹部抓起來，用皮鞭殘酷抽打；1952年，父親又被中共抓走，從此音訊全無，八年後才獲知父親被中共殘殺於曠野，尸首任由野狗分食。她的母親張漪林悲傷到想要自殺，終因為要撫育娟翔而忍辱求生。1963年，早她一年逃到香港的張漪林，也來到台灣，母女團圓。
 
劉娟翔來台後也很上進，1966年與紀政、李鍾桂、郭美貞等人獲選第一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王文炳：1960年1月12日，一名中國空軍飛行員王文炳，駕駛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米格15型、編號0651的戰鬥機，從浙江路橋飛往台灣。到了宜蘭上空，由於「路況不熟」，加上宜蘭沒有機場，更致命的是燃料用盡，迫降時機毀人亡。這是中國第一位駕機投奔台灣的人。
 
關卓唐：1961年1月17日，逃出中國的「唐山科學院」技術員關卓唐（23歲），輾轉抵達台北。他說，在極權統治下，「目前的大陸人，只不過是『工具人』的地位，已降到無可比喻的地步」；他指出，當一個人察覺他的思想和他所生活的社會，簡直是背道而馳時，那是痛苦和危險的，因此他決定投奔自由。
 
宋大樓、姜桂林：1961年5月8日，中國陸軍連級政治指導員宋大樓（30歲）、新華社駐開羅電務員姜桂林（28歲），歷經許多艱苦波折，在這天向台灣當局投誠。隔天在台北的記者會上，報告投誠經過。
 
宋大樓說：「在我未加入匪黨之前，我並不知道它是一個徹頭徹尾賣國害民的漢奸集團，相信了共產主義美麗的謊言。」姜桂林提到：「清算鬥爭了無寧日，每天生活在死亡恐怖中。有良心的人不能說良心話…在共匪暴政統治之下的每一個人，都不准有任何理想，否則將被指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遭鬥爭清算，被凌辱得體無完膚，永遠見不得人。」
 
邵希彥、高佑宗：1961年9月15日，中國空軍邵希彥、高佑宗，利用噴灑農藥的機會，駕駛農用飛機AN-2（雙翼螺旋槳飛機）從山東膠縣飛往南韓濟州島。成為第一次駕機成功逃離中國（也是唯一駕駛民航機逃離中國）的人。10月7日由台灣空軍接運來台。兩人共得黃金500兩。邵希彥1999年移民美國。
 
劉承司：1962年3月3日，中國海軍航空兵劉承司少尉駕駛米格15，從浙江路橋飛抵台灣桃園基地。獲得黃金1000兩，後加入台灣空軍，官至上校，任空軍廣播電台副台長。
 
張國良：原為旅居印尼的華僑，1960年「被共匪騙往大陸」（台灣說法），因不堪種種迫害，逃出鐵幕，1962年10月12日搭「四川輪」抵台，之後在基隆造船廠服務。與他同船來台的，還有44人，在官方統計中，屬於第11批來台的「難胞」。當時已經有三名中國工程師（俞文忠、張國良、陸健君）投奔台灣。
 
陳乃超：1963年1月18日，中國經濟學者陳乃超（37歲）從香港飛抵台灣。陳是1962年3月從廣東海豐乘船偷渡香港。他畢業於復旦大學，在華南聯大、南方大學教授經濟學，但因為「他們對我的迫害、凌辱，比對待一個畜生還不如」，加上經歷1957-1958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使他決定「逃離匪區」。
 
1963年5月，陳乃超在《聯合報》發表《我撬開了竹幕》長篇連載，對中共的極權統治做了非常精湛的剖析，是書寫紅色恐怖的佳作，值得專文介紹。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略舉一二。例如他說：「共產黨的統治理論是『昨非今是』四個字，而加強統治的伎倆都是反覆無常的，這點當然是根據馬克思的辯證法而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永遠不停地進行所謂『運動』，而運動的目的是殺人掠財。」
 
又說：「每逢一項『運動』之前，毛澤東或其他匪首必定先發表一篇公告性質的文章，這些東西像是山大王的『聖旨』，被統治的人必須要一體先加以研討，跟著以暴風雨式運動開始，被鬥爭的對象由黨內部圈定，每個人都可如瘋狗般的向被鬥爭者亂吠亂咬，毫無是非可言，更無理由可辯，一經被鬥，即可肯定今生今世，唯有一片苦海茫茫，永無崖岸。故每一次運動中跳樓割頸者不知凡幾。跟著就是一大批人，被殺，被關，被管。被送去奴役，財產沒收，妻離子散，弄到家破人亡。」
 
陳乃超後應聘擔任教育部專門委員，並娶台灣女子為妻。他除了是學者、作家，還擅長作畫；更因其曾祖父為清代名醫，遺有「哮喘斷根丸」秘方，治癒不少人，因而他也在1976年開設「陳乃超藥廠」，生產「陳乃超哮喘丸」，跨足醫藥領域，並著有《哮喘成因與治療之研究》。此外，他在交通大學擔任國文教授時，幫助學生認識儒家以外的諸子思想（老莊墨），對一位學生啟迪很大。這學生，就是後來台灣新電影的名導楊德昌。
 
趙福：1963年1月20日，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安全官趙福（28歲），從美國搭機抵台，舉行記者會。會中有人問他：「什麼方法對付共產黨最有效？」趙福說：「對付共產黨，你絕不能表露真感情，否則你就是傻子。你有什麼不滿，當你另有打算在心頭時，你必須把所有不滿放在心裡，加重你下決心的砝碼；（然後）裝著若無其事，而且凡事更加認真，讓他們看來你還沒有改變，還是他們忠實的幹部，然後你就會有機可乘。共產黨善於欺騙別人，你也不妨如法泡製，回敬過去。」
 
趙福是1962年10月從瑞典逃到西德，獲得美國政治庇護。11月在波昂召開記者會，提到他在中國黑龍江的見聞。他說該省有許多勞改營。僅在合江特別區，勞改營就囚禁30萬人以上。當時大躍進剛結束不久，中共將糧荒歸咎於天災，但趙福說，中國人民吃不到魚，「海洋當然不會受亢旱與洪水的影響。整個鄉間也沒有狗的影子，常年不知肉味的人民不得不把牠們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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