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不歸路

1948年，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蔣經國銜命到上海打老虎，所謂打老虎的意思，就是要把囤積居奇，製造經濟通膨的幕後黑手繩之以法。老虎打了七十天，蔣經國的日記中說，「遭受暗算無數次，日子波濤洶湧」。最後發現，控制大上海區物資的最大老板，就是孔宋家族的揚子江公司，老蔣也不敢和孔宋家族翻臉。
 
小蔣打老虎，踢到鐵板後才知道，即便是掌權者的改革之路，也是滿路荊棘，更不用說在不公不義橫行的社會，無權者想要改變現狀，只能走向呼朋引眾的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相談甚歡了，那是隨時要掉腦袋的大事。
 
2009年已經破產的希臘，歷經多次歐盟搶救，仍然沒有起色，高達百分之六十的失業率，逼使年青人逃離國境。2015經過大選後，新左派崛起，主要原因是普羅大眾對權貴集團逃稅，圖利自己，官商勾結的反撲，但是，人民用選票，尋找改革者，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才是重頭戲。歐盟也在看，希臘的新左派如何對付既得利益的政商結構，如何再造公民社會？如何為希臘人找到春天？如何為逃離希臘的年青人，鋪陳回家的路？
 
其實希臘的問題，也是跨國界的全球問題。從已開發的第一世界，到落後的第三世界，除了少數的北歐國家之外，大企業在服譍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指導原則，企業以創造最大利益為前提的情況下，貪婪所製造的貧富不均，困擾所有的政府，企業凌駕政府予取予求。而這個大標題下面，還潛藏著跨世代差異，階級對立，分配正義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可能是導致革命的議題。
 
其實，改革雖然手段較軟，但是也不是請客吃飯，法國就是一例，光聽到要徵富人稅解救法國，就先跑掉一堆人，總歸一句話：想要改革，必須有人付出金錢或者生命代價。
 
西元前146年，羅馬帝國和迦太基人，經過第三次布匿戰爭，羅馬人終於打敗了迦太基人，在迦太基人的土地上灑上鹽巴，讓土地寸草不生，作為懲罰。但是，羅馬帝國殺人五百，自損一千，年年征戰，羅馬也是民窮財盡，農村一片凋敝，從戰場回到羅馬的貴族將領格拉古，看到羅馬戰士回國，父母妻女因為饑餓，變賣土地淪為奴隸，失業或傷殘的戰士流浪街頭，心疼不已，而另一方面卻是貴族富商趁機而起，巧取豪奪，到處圈地，擴充莊園，這些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刺激了格拉古，決定參選護民官。
 
西元前133年，格拉古當選護民官，開始宣佈他的改革政策，革拉古的第一個改革就是土地政策：宣佈所有羅馬公民所擁有的土地不可超過500羅馬畝，相當於現在的1890公畝。政策剛出檯，震驚了貴族和元老院等政商權貴，但是格拉古擁有廣大群眾的支持，這些正義的羅馬人，每夜主動在護民官的住處守護，以免格拉古遭到暗算。這一天，像往日一樣，300多名守護者，陪著格拉古到元老院開會，剛走到元老院門口，人群中突然有人喊出，「格拉古要當獨裁者」。此話一出，就有數千人湧向格拉古和支持者，一陣砍殺後，格拉古當場死於亂刀下，屍體被丟入台伯河，這是羅馬實施民主政治，第一個政治暗殺事件，也是一個貴族精英份子為了社會正義，流下的第一滴血。
 
歷史告訴我們，改革經常是擋人財路的事，而在自由民主社會的台灣，改革又比威權體制一黨專政的中國，來的更困難。在台灣，許多商業行為，自有法律規範，政府如果干預太多，難免會有破壞自由經濟體系的嫌疑，更給人反商的錯誤印象，不像習近平的打貪，可以不顧憲法，雙規齊下，抓人下獄，直接抄產抄家，也不過是一紙公文而已。一黨專政下的打貪，名為改革，但是其目地不是為社會公義，而是為了集權和維穩，人民心中雪亮，自然可以自己分判。
 
柯市長初掌台北，一心圖治，可想而知，他自許自己是大象，批評財團很文雅，吃人肉用刀叉，用字譴詞很辛辣，但是他必需理解，不管是民主或專制的政權，政府都是「必要之惡」。許多問題都是台北市府自己內部造成的，更何況治七年病也須三年艾，醫者如柯P不會不知，馬郝16年，需要多少年扳回來？如果柯市長無法清理製造問題的舊官僚，那麼改革也會變成雷大雨小。
 
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曾經說過一句語重心長的話，「政府不可能解決問題，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80年代的美國，因為政府不斷擴張，包山包海的結果，弄到一事無成，所以才會出現[獎參法律]的問世，鼓勵民間參加政府的施政項目，出發點是對的，問題在於好的政府會善於引導民間資金，創造雙贏，而現在政府既然出了問題，柯市長有心改革，也不能淪為個人的意志而已，因為一但淪為個人的意志，那麼威脅接踵而來，很容易像格拉古的故事一樣，變成個人的不歸路。話又說回來，市政大案牽涉多而且廣，從民間舉才，汰換舊官僚，只是開始，台灣的公民社會團體，更應該成為柯市長的後盾，一起保衛柯P，不要讓改格者走一條孤獨又危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