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美國政治學者詹妮弗·卡瓦納(Jennifer Kavanagh)與彼得·斯萊茲金(Peter Slezkine)於 9 月 30 日在 Foreign Affairs 發表一篇題為《跨大西洋聯盟的致命缺陷》的文章,指出美國與歐洲同盟關係長久以來存在結構性失衡與制度性偏頗,迫切需要在新一屆政府下採取根本性調整。本文將以此為主軸,綜合理論與實踐,梳理跨大西洋同盟的核心缺陷,分析其對美國戰略利益的潛在危害,並提出川普政府應採取的對策,以期將美歐關係重新置於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架構中。
下文首先剖析美歐同盟的三大結構性問題,其次探討其對美國外交與國內政策的負面連鎖影響,最後提出具體改革路徑與風險因應,作為重構戰略平衡的藍圖。
同盟的結構性缺陷
跨大西洋同盟的第一重問題,是美國在冷戰後仍將戰略重心過度放在歐洲,而忽略美洲與其他區域。這造成美國被長期綁定於歐洲安全事務,難以集中力量應對亞太、中東或拉丁美洲的挑戰。尤其在中國大陸迅速崛起、俄羅斯積極擴張之際,美國資源分散的問題愈加嚴峻。
第二重缺陷在於,同盟制度過度偏重軍事,而對經濟與科技合作重視不足。北約框架幾乎完全聚焦於防務與軍費,歐洲盟邦雖然承諾支出達 GDP 的 2%,卻常流於形式,對美國實際幫助有限。相對而言,歐盟市場壁壘、產業保護主義與官僚限制,卻使美國企業難以在經濟與科技上獲得對等利益。
第三重缺陷則是意識形態與制度綁定。跨大西洋聯盟不僅僅是安全協議,更是一套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普世主義框架。這使得美國在歐洲的政策難以靈活調整,往往出於形象與價值的考量,被迫在歐洲內部矛盾中妥協,導致制度僵化與戰略掣肘。
對美國戰略的負面影響
這些缺陷首先導致資源錯配與戰略過度負荷。美國需要同時支撐歐洲、印太與中東的軍力部署,而國內龐大債務與財政赤字使長期支出難以為繼。結果,美國往往在戰略上被迫左支右絀,對手卻能在空隙中尋求擴張。
其次,盟國責任缺失問題嚴重。歐洲國家普遍依賴美國的軍事承擔,搭便車心態導致美國付出更多,而盟邦卻貢獻有限。這種不平等長期存在,使得美國內部對同盟價值的懷疑聲音不斷升高。
最後,制度僵化進一步加劇問題。即便美國試圖透過新貿易協議或政策調整來修正不平衡,歐洲的官僚體系與制度慣性常阻礙實施。美國雖握有 NATO 的領導權,但也因此更難推動全面改革,形成自我綁縛的矛盾局面。
川普的戰略調整方向
面對這些困境,川普若要重構跨大西洋關係,必須首先重塑外交優先順序。他應逐步將美國從歐洲過度承諾中抽離,聚焦於「近鄰地緣」與印太安全。這不意味著放棄歐洲,而是要求歐洲國家承擔更多責任,避免美國持續背負不成比例的成本。
其次,川普應限制北約職能,將其重新定位於「歐大西洋區域」本身,而非一個全球干預平台。透過縮減其參與範圍,美國既可避免被拖入無關核心利益的戰爭,也能迫使歐洲國家正視自我防務責任。
此外,美國還需將跨大西洋關係的重心,從軍事逐步轉向經濟與科技。與歐洲深化在標準制定、數據治理、供應鏈安全方面的合作,將有助於提升彼此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實力。
制度與權力結構的改革
為了打破制度綁定與權力壟斷,美國需主動推動跨大西洋機構改革。這包括重新分配 NATO 的領導崗位,讓歐洲盟國更多參與決策,減少美國在制度上無法脫身的責任。
同時,美國在政策協商上必須放棄單純的「價值論述」包裝,而轉向以利益分配為核心。這代表美國應更堅定地主張公平分擔,不再為維繫形象而一再妥協。若能如此,美國才有可能跳脫既有制度慣性,為跨大西洋同盟注入新動力。
前景與風險
改革雖然必要,但過程並不容易。川普若推動戰略收縮,短期內可能遭遇歐洲盟國不滿,甚至引發關係緊張。然而,若不做出調整,美國將繼續背負沉重負擔,對手也將持續利用這一缺口擴張勢力。
另一方面,經濟與科技合作的轉向,雖有助於提升互惠性,但也需要克服歐洲的市場壁壘與制度僵化。若無法落實制度化機制,合作可能流於口號。
因此,美歐關係的重塑是一場長期博弈,需要既有決心也有策略。川普若能抓住契機,則有可能將跨大西洋同盟從「致命缺陷」導向「戰略再平衡」。
結語
跨大西洋同盟曾是冷戰時期的支柱,但隨著國際局勢轉變,其內部缺陷愈加明顯。過度依賴美國、偏重軍事而忽視經濟科技、以及制度綁定與價值框架,使得美國在全球戰略上愈來愈失去靈活性。
川普若能推動從歐洲撤回部分承諾、限制北約職能、加強經濟科技合作並改革制度架構,跨大西洋同盟或可轉向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模式。否則,美歐關係將繼續在既有陷阱中消耗,美國也將在大國競爭的關鍵時刻失去主動權。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Facebook Comments 文章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