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是相當具有自信的國家,因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放其市場給台灣,所以台灣才能夠漸漸成為四小龍之一。而蘇聯的解體,更使美國大膽實施全球化,尤其柯林頓時期更把中國塑造成世界工廠。這個全球化當然也帶給美國許多的問題,例如貧富的差距拉大,進而影響政治上的對立。共和黨是主張小政府的保守右派,而民主黨則是主張大政府的左派,兩黨針對許多政策有相當多的歧見。但是美國是民主的國家,所以這個社會就有許多學者與智庫提出他們的主張,希望對美國社會有所改善,非常值得台灣參考。以下介紹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rs)從社群主義(communitarism)對於美國兩黨的分析。
桑德爾的前瞻性看法
面對美國的未來,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桑德爾提倡要建立一種新的國家認同,以克服分裂,而這個新的國家認同不以排外主義為基礎。
在疫情大流行和戰爭的影響下,社會的不安加劇,世界各地因為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而加深了對立。為了超越這種分裂,人們究竟能做些什麼呢?且看桑德爾接受西班牙媒體訪問的說法:

大約30年前,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曝露了隱藏在1990年代的「黃金假面具」之下的東西。當人們掀起繁榮和陶醉的假面具之後,其實在那裡是充滿了不安。桑德爾所聽到的是反對「精英階層推動全球化」的人們的聲音。桑德爾就把他們的意見收集起來,並於199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尋求公共哲學的美國:對民主政治的不滿」,這本書至今仍被視為是經典之作。現在重新閱讀這本書,可以看到其中很多的描述,已經預示了當前的情況。此外,桑德爾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實力也在運氣之中嗎?能力主義是否是正義呢?」中指出,欠缺出生與環境的平等,正是妨礙真正的能力主義的推廣。
因為能力主義產生的差距,遭受重大損害的工人階級感到憤怒是理所當然的。桑德爾在「對民主政治的不滿」一書當中,就對當前政治的憤怒爆發之現狀加以描述,並在最近出版了「對民主制度的不滿:針對具有危機之時代的新版本」。
為了擺脫目前的困境,桑德爾向陷入混亂的左派發出了兩個「令人不舒服的訊息」。首先是重新構建經濟體系,以便可以更容易對經濟進行民主式的御制。第二是接受愛國主義,他所說的愛國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右派以「圍牆」和「恐懼」所創造出來的愛國主義不同。桑德爾提倡一種「新愛國主義」,這個新愛國主義是對於「國民健康保險」和「公平稅制」等概念賦予共同體感情的主義。

邊境和移民是「手段」
記者問:您指出,與30年前相比,對民主政治的不滿之聲變得更加吵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桑德爾:在1990年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取得了勝利,剩下的政治問題就交給了擁有高度專業知識的精英階層之技術官僚來處理。這就導致了「對於勞動力便宜的開發中國家進行了製造業的外包」以及「放寬金融監管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擴展開來」。但是,他們忽視了這些政策對於勞工階級產生了嚴重影響以及所得差距擴大的風險。
記者問:您指出,支持川普等投票給右派民粹主義者的人當中,有許多人都是討厭外國人的支持者,他們所以會有這樣的感情,是因為對於新自由主義政府的不滿積累了40年的結果。現在川普和拜登的競爭即將再次開始,這些人究竟抱持著什麼樣的不滿呢?
桑德爾:他們的不滿在川普離開白宮時基本上沒有改變,因此許多共和黨支持者就接受了「2020年的總統選舉是被偷走了」的謊言。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左派的主張只是對於高學歷精英的價值觀和利益加以奉承拍馬的主張。左派至今沒有辦法找到替代民粹主義的解決方案。從歷史上看,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證明了進步政治的失敗。
民主黨無法提出新的共同體意識
記者問:為什麼右派民粹主義者加強了與勞工階級的連結呢?
桑德爾:原因之一是政治不只是財富的再分配,也與與愛國心連結在一起。國民所希望的是一個對國民國家(nation)的強烈認同和共同體意識。但是左派政治家沒有辦法提出「與右派民粹主義政治家所提出的狹隘、頑固、排外的超民族主義」不同的獨特而積極的愛國主義。在「對民主政治的不滿」的初版當中,我寫到不僅家庭和鄰居,甚至在國家層面上,「屬於一個共同體的道德」正處於瓦解的狀態當中。以市場為主導的全球化忽視了國家作為一個共同體所具有的意義,進步派也沒有辦法找到對這一個問題加以因應的方法。對於川普等右派人士來說,國境和移民是向「那些追求國家認同感的人們」訴求的「手段」。左派在談到移民問題時,需要提出新的理念,將我們當做一個國家、一個共同體和(平等的)一個國民,而將大家連結在一起。
記者問:左派是害怕談論愛國心嗎?
桑德爾:正是如此。他們對愛國心一詞會顯現出過敏的反應。愛國主義現在被視為是右派的專利。右派是非常有效地在利用這個用語。
桑德爾主張的現實挑戰
其實,桑德爾的看法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重新建構經濟體系,以便可以更容易對經濟進行民主式的御制」要如何做到?他雖然有提到「國民健康保險」和「公平稅制」的概念,但其實重新建構經濟體系,以便可以更容易對經濟進行民主式的御制是最困難的地方,也是許多經濟學家正在思考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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