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日治時期台灣前輩藝術家面臨的窘境

日前（18日）乘著暖暖的冬風，拜訪前輩藝術家張萬傳的後代張偉東賢伉儷。來到久違的八里，是日天朗氣清，在鮮紅色的關渡橋，與即將出海的淡水河，在藍天的襯底之下作色彩鮮明的對比，迎面的海風彷彿嗅出古典的淡水古道風貌。走進張偉東先生工作室，是一棟精緻溫馨的收藏會館，足以感受到日治時期前輩藝術家張萬傳作品輻射出的樸素能量，又帶有著淡水歷史些許的美麗哀愁。

淡水在台灣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與南台灣古早的開墾與發展不相上下，尤其在政治、商業逐漸北移的過程中，商港市街聚落的興起即以擁抱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文化、藝術、教會的洗禮而開風氣之先。

張萬傳出生淡水，其父張永清任職於淡水海關，可以說是滿清末年少數熟悉英語的知識份子。因為永清公期盼已久，終於在33歲得子，在那個年代算是「晚年得子」，因此特別為他取名「萬傳」，除了有台語諧音「慢傳」之外，也期許兒子未來能夠「萬世流傳」。

永清公所創造的家世背景與經濟條件，確實也是開啟、支持張萬傳從事藝術創作的有利條件，加上天分興趣與後天的努力，終也不辜其父的期許，在日治時期台灣藝術創作掙得一席之地，足以留下「萬世流傳」的芳名。然而這一條孤寂的道路確實走得千辛萬苦。

日治時期文化藝術創作蓬勃興盛，但隨著中國國民黨帶著中華民國的「神主牌」流亡台灣，黨國鳩占鵲巢「乞丐趕廟公」而消沉末落。繼而展開一連串的血腥鎮壓、屠殺，屈服台灣人的抵抗意志之後，前輩藝術家為適應極權主義時代的來臨，有者被迫流亡海外，有者依附新政權討生活。更甚的是國民黨以大中國文化殖民台灣，「去日本化」就成為黨國主要的文化政策，台灣文化藝術教育籠罩在中國文化、藝術的洗腦宰制之下。

這種大中國主義的文化氛圍，並沒有因1987年政治解嚴之後而獲得改善，這在與張偉東先生談到其父作品目前處境，深知要為其父作品找到推廣發展所處的困境。畢竟在台灣不論是學校教育或作為藝術文化展演機構，大部份還是掌握在具有黨國思想的官僚體系之中；相關的中國文化書、畫協會充斥；文人水墨畫、書法展負載著中國文化導向的思考。

以展覽機會而言，在這溫馨的下午茶會的訪談，張偉東有意為其父規劃120歲大展，依目前的進度經費、地點尚在努力籌畫之中；這在2024年總統大選賴清德勝出，希望有助於這一大展的實現。

盡管如此，張偉東要為其父發聲的努力可說不餘遺力，在2023年文化部所主辦第16屆「文馨獎」得到銅牌獎的頒獎鼓勵。但文馨獎是頒給支持文化藝術事業的企業、團體或個人的感謝與表揚；銅獎是出資達新台幣100萬元以上未滿500萬者。於此可見張偉東出錢出力為做為前輩藝術家的父親，努力的奮鬥過程。否則在文化沙漠的台灣，建構台灣藝術史與相關機構不是政府的工作嗎？換言之，若站在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思考，可以發現還沒有專屬國家級的台灣美術館，是值得民進黨政府深思的問題。

台灣民主自由與轉型正義的糾葛，凸顯其矛盾與扞格；從台北故宮到故宮南院像招魂的廟宇，召喚著流亡的中國文化宰制著台灣人的文化思想。因此，日治時期台灣前輩藝術家面臨的窘境，要掙得歷史定位與建構保存的機制還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