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反制無人機軍工產業大發利市

文/楊聰榮（台灣新國策智庫諮詢委員 / 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俄羅斯近期頻繁以無人機闖入波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丹麥、挪威、瑞典、比利時與德國等北約國家領空，已讓歐洲的天空變成新型混合戰的前線。這些無人機有的飛越前線後繼續往北約內部深入，有的逼得民用機場關閉，例如德國慕尼黑機場在10月短時間內兩度停飛，約3千名旅客被迫滯留，讓歐洲社會直接感受到戰爭陰影壓到日常生活上空。

歐盟與北約的政治反應相當明確。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公開提出要在東翼邊界建構一條「無人機防線」或稱「drone wall」，隨後又推進為全歐洲的反無人機防禦網路，目標在2027年前完成初步部署。這套構想被包裹在「保護歐洲領空」「強化東側防線」的敘事之下，但若從產業角度來看，也同時宣告一個全新市場成形，防空不再只是防飛彈與戰機，而是長期、持續、遍佈機場與基礎設施的反無人機基建。

在這個新市場裡，軍工與資本早已聞到味道。以法國Exail Technologies為例，2025年第三季營收年增18%，前九個月累計成長接近30%，新接訂單金額持續上升。媒體與投資機構普遍將這波成長與海事無人載具、感測系統以及反無人機需求連動解讀，股價更在過去幾年出現數倍漲幅，成為歐洲軍工科技股中的明星。

北約東翼與北歐國家在這波無人機擾台式攻勢中，也出現一批快速崛起的反無人機新創與中型企業。丹麥的雷達與感測公司、法德的電子戰與干擾系統廠商、專門做機場和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的安全科技公司，都因為接連不斷的領空侵犯事件而接到暴增的標案。俄羅斯無人機每多飛過一次邊界，歐洲議會與各國國會就多一次通過追加預算的政治理由，軍工產業的訂單與評價同步水漲船高。

技術上來看，反無人機系統分成偵測與反制兩大類。偵測端包括多普勒雷達、光電與紅外線攝影機、聲波與射頻感測器等，負責在複雜空域裡把小型、低空、慢速的目標抓出來。雷達的優點是距離遠、全天候，缺點是在城市與山區容易被雜波干擾。光電與紅外線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受限於視距與氣候。射頻感測專門聽無人機與地面遙控之間的通訊，在民用無人機占多數的情況下效果顯著，對具備自主導航與抗干擾設計的軍用無人機就相對吃力。這些系統往往以數十萬到數百萬美元為單位疊加，一座大型機場或一個港口要建完整防護網，其實已經接近一套中小型防空系統的投資額度。

反制端則分為軟殺與硬殺。軟殺以射頻干擾、GPS欺騙與通信切斷為主，靠的是把無人機變成「迷航鳥」，要嘛迫降，要嘛原路飛回，不留下太多碎片與外交麻煩。這類系統整體成本較低，又能同時對付多架目標，近年在機場、演唱會場地與關鍵基礎設施周邊被視為標準配備。硬殺則是直接把無人機打下來，從傳統防空飛彈到專門針對小型無人機設計的短程火箭、高能雷射與微波武器都有。問題在於成本不對稱，動輒數百萬美元一枚的飛彈去打幾百美元的商規無人機，只要出現蜂群攻擊情境，防禦方很快就會陷入「把預算打光」的戰略陷阱，這也正是各國急著尋找低成本反無人機方案的主因。

在這樣的技術與戰略背景下，反無人機不再只是「選項」，而是被視為下一波國防與治安的必備基礎建設。對產業來說，這代表一條長期而穩定的訂單曲線。歐盟談的是自製比例與供應鏈安全，北約談的是系統互通性與聯合作戰效益，股市談的是營收成長曲線與市值倍數。而支撐這一切的，是不斷重複出現的安全事件，是機場一次次關閉，是民眾一次次被迫接受「為了安全必須犧牲便利」的說服。

這裡浮現一個結構性的矛盾。每一次無人機擾台式的挑釁，對前線國家來說是安全風險，對軍工產業來說同時也是業績催化劑。政治人物高喊建構「無人機防線」，背後意味著長期預算承諾與採購框架，一旦寫進多年度國防規劃，未來就很難輕易喊停。安全焦慮很容易變成公共政策的常數，危機感被制度化連結到特定產業的繁榮，民眾既是受害者，也是軍工成長故事裡被動的買單者。

台灣其實已經站在這個結構裡。海關統計顯示，2025年上半年台灣無人機出口金額約1,189萬美元，年增率高達749%，波蘭占比超過一半，美國與德國也名列前幾大買家，歐洲為了尋找「非中供應鏈」而向台灣下單的趨勢相當明確。

另一邊，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則一再提醒台灣反無人機能量不足，實戰演習中外島基地遭不明無人機多次侵擾卻難以有效驅離，現有裝備仍偏重干擾槍與目視通報，距離建構完整的多層反制網還有不小差距。相關評析建議加速採購多元偵測與硬殺設備，從單兵、機械化部隊到關鍵基礎設施都要有相對應的防護網，並且整合AI與指管系統提升識別與攔截效率。

這意味著台灣在無人機與反無人機生態中，同時扮演供應者與潛在戰場雙重角色。一方面享受出口訂單暴衝、搭上歐洲強化防務與尋求非紅供應鏈的順風車，另一方面國內也必須投入大量預算補上反制能力的缺口，讓軍工與資通訊產業在「防無人機」這個題目上獲得新一波成長機會。表面看來是科技創新與經濟機會，實質上也是戰爭風險被金融化、市場化的過程。

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不只是「反無人機產業多賺了多少」，而是三個更基本的判準。第一，這些投資是否真的降低了戰爭風險，抑或只是讓各國在圍繞威脅持續加碼，讓衝突的門檻被推高卻沒有被關上。第二，國會與公民社會是否能對這類長期軍購建立有效監督機制，避免軍工複合體透過安全話語綁架政策，把有限的公共資源鎖死在特定技術路線上。第三，在布建反無人機系統的同時，是否有足夠的法律與配套保護民用空域與隱私，避免城市上空全面軍事化，把日常生活變成永無止境的「準戰時狀態」。

俄羅斯無人機穿越歐洲邊界，每一次都是對國際秩序與民航安全的挑戰，但同時也是一次又一次推高反無人機產業估值的催化劑。台灣在這個新興市場中的角色，既是被動承受者，也是主動參與者。真正關鍵不在於軍工產業能否大發利市，而在於社會是否有足夠的智慧與制度，讓科技與產業的發展服務於安全與和平，而不是讓恐懼本身成為最穩定、最可靠的生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