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自由遺產：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三）

紀念館和歷史責任
台北228紀念館於2011年2月更新常設展開放後，引發常設展內容關於蔣介石對歷史責任的質疑問題。紀念館運用「兩面手法」敘述帶有所謂「功過並陳」的不明確做法，從受難者觀點、否認說、國家說、事件責任不同說法，交錯在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示的陳述。紀念館常設展有6處「兩面手法」說明事件責任，如「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對二二八事件採取兩面手法：宣布縣市長民選／高雄軍隊掃射」。爭議之後，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時間再度改變對事件責任的敘述，該館並沒有向社會大眾公開說明的紀錄。

至於已分別設立的綠島、景美人權園區，目前的展示內容還無法評價是否是轉型失衡的歷史。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如何處理失衡轉型下的國家「不正義」歷史，並且傳遞給訪客充足、明確的人權侵害資訊，責任重大。228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人權侵害，沒有人被起訴，沒有真相委員會進行調查，缺乏責任認定，當然也不會有明確的加害者被特赦；而「補償」金來自全體納稅人，是否也意味著過去的罪行和錯誤由所有公民承擔。相關公務機關，不僅沒有人因過去的錯誤被處罰或公開譴責，因此更不可能像德國、東歐等國家進行除垢政策，這些情況使過去體制的附從者隨時準備再度否認「犯行」。
2011年10月30日，總統大選期間，退伍將領集體於中正紀念堂助選，在「獨裁者」銅像前，郝柏村說出：「如果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媒體往往顛倒因果；白色恐怖手段雖然嚴厲，雖不免有人因私人恩怨出現冤案，卻是為了消滅潛伏在臺灣社會的共黨分子，這不是戒嚴的政治錯誤。」雖然有人權團體為文抗議這種不可思議的說法，過去這些名為效忠於國家所做的「英雄行為和貢獻」，仍然在民主時代伺機鼓吹與民主反向的價值。
2011年12月媒體報導情治單位「監控總統候選人」，這些現象反映出失衡轉型下潛藏著反民主文化。景美人權園區曾經關押情治系統派人遠赴國外殺人的江南命案監獄遺址（2008-2016年關閉），對訪客警示絕對權力的高度危險性。對照郝柏村所說的話，監控總統候選人，甚至後來的反課綱爭議，凸顯「失衡轉型」下否認過去暴行或監控人民，持續造成公民對政府保護正義的不信任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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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國家館常設展展出的「兩面手法」敘事。圖／曹欽榮[/nop]
除了探討歷史真相，紀念館有責任廣泛地探討人權議題。綠島人權園區於2009年舉辦「世界的和平博物館」特展，至今仍持續展出。2011年台北228紀念館更新常設展，最後單元以「人權森林」為題，介紹人權議題與其他國家有限的和平博物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也有類似展示設計，但規模都不大，至於景美人權園區缺乏當代人權議題的展示。紀念館的展示如何以更具脈絡實質性、反省性的轉型正義課題與觀眾溝通，是台灣的紀念館將面對人權教育的挑戰。
三、紀念遺址和國家人權博物館
遺址紀念館
台灣目前設立的遺址博物館，有民間的鄭南榕紀念館、台北市政府的台北228紀念館、中央政府的綠島人權紀念園區以及景美人權園區。綠島、景美兩園區合組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2011年12月10日在景美人權園區掛牌成立。遺址（site-specific）紀念館和其他非遺址型（non-site-specific）紀念館如陳文成博士紀念室、慈林台灣民主運動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有所不同，它們所選擇的地點具有強烈的「遺址現場效應」，使訪客身臨其境。
鄭南榕紀念館是台灣民主化開始前後，人民對抗國家機器的重要事件的歷史現場，近年來逐漸引起國外如中國、西藏、日本、香港、韓國訪客的注目。綠島、景美兩園區是政治犯舊監獄遺址的博物館，三者都非常強烈反映地點和台灣民主化的關係、以及對國家權力本質的批判。紀念館在遺址現場給訪客很多直接、間接體驗的訊息（參考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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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滿留言的鄭南榕紀念館留言牆。自由遺產。圖／曹欽榮[/nop]
法國歷史學者諾哈(Pierre Nora)寫道：「記憶附著它自身於地點，然而歷史附著它自身於事件。」遺址引發對歷史事件的記憶，遺址紀念館的「真實性」也常常引起爭辯。從建築學上的修復、重建觀點來看，為了彌補遺址人去樓空、空無一物只存建築空間的遺址狀態，只好藉助受難者記憶的重建展示，做為訪客理解的媒介。
不論是綠島的第三大隊展示區人像模擬、新生訓導處模型、綠洲山莊監獄內的外役複製物，或是景美園區醫務室、福利社、餐廳、洗衣房，「再現」現場的重建和展示做法，使訪客與歷史產生何種對話，引發參訪時對記憶真實和虛假的討論，必須有更好的導覽方法輔助，不然誤導了觀眾看到的監獄內「生活還不錯」，失去設立紀念地的原意。而鄭南榕紀念館設在1989年自焚現場，是一種更直接與現場事件連結的衝擊。
根據「紀念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所認為的紀念館，遺址和原先歷史地點的連結關係，強烈影響當代社會面對過去人權侵害的反思，同時也影響訪客的身心靈感受和行為。遺址紀念館同時也是過去痛苦和恥辱的「記憶所繫之處」，訪客會問：為什麼在這個地方發生這樣的事，它怎麼影響我們的社會，因而延伸了我們今日的生活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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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歐洲被謀殺猶太人紀念碑地下訊息中心，展示序幕的圖像提醒觀眾關注受害的女性和小孩。圖／曹欽榮[/nop]
身為公共文化機構的現代紀念館，很難如傳統紀念館一般站在「中立」位置述說所謂的「客觀」歷史。訪客從觀展中深化了原來的看法和瞭解，或是從不瞭解到漸漸瞭解，或是愈來愈難以相信紀念館所述說的一切，訪客甚至被激怒，被自己曾經認識、相信的歷史所否定，被紀念館和教科書所說或不說的差距所激怒，到底誰說了謊話？訪客處於兩難困惑之時，紀念館如何讓訪客心緒坦然面對？

訪客參訪遺址容易有同理心，感受到受害者彷彿仍在這個世界發出求救的呼喚：「怎麼會是我？」他和我之間產生疑問的連結，紀念過去的死亡、被監禁的受害者，涉及做為人如何面對事件帶來的道德和人性尊嚴課題。訪客去紀念館，和朝聖者心情有些相似又有所不同，紀念館沒有英雄典範和聖者可資仰望；去紀念館感受到的是一般公民遭受的嚴酷待遇，或奮勇的堅持精神。訪客親臨痛苦與恥辱的遺址或紀念館，也在遺址現場見證了一部分的真實歷史。因此，選擇具有紀念關聯的紀念地或遺址紀念館，根本要務是要能夠提供歷史的認識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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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新生訓導處「群像」展示區，再次提醒訪客：他們為什麼受害？圖／曹欽榮[/nop]
威廉斯研究各國當代紀念館，認為這種新型態紀念館承載著沉重的過去，「有一種強大負擔在紀念館的展覽裡：受難者多數是公民，也意味著女性和小孩未被排除（被殺害）；他們被殺的情況，從道德上有問題，到完全違反人性的狀況（都有）；那些人死得如此『反自然』，意味著他們的死不容易被詮釋及再現為英雄的、犧牲的，或至少有利於社會或這個國家；每一事件，殺人者的動機及屠殺方式赫然擴散在公共意識裡；因此，為了紀念館也為了觀眾，這樣的歷史有著戲劇性的品質，而讓它自己喚起再建構及述說故事；最後，它的議題圍繞著認同、罪責及懲罰加害者，這些議題經常持續著或未能解決。」威廉斯對當代紀念館的定義內容，直接連結到「轉型正義」的相關課題。訪客如何在紀念館裡學習、辨識沉重過去的真相，認知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共處在一個體制暴力下延續的時代，今天在紀念館裡述說個別和集體的故事，留給參訪觀眾面對「正義」的難題。

本文摘錄自：台灣游藝出版《自由遺產：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一書

作者曹欽榮，投入台灣歷史遺址、紀念館設計實務、田野記錄，歷時20年

本書為了年輕世紀認識父祖前輩的文化遺產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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