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過後，莫忘初衷

四年一次的總統與國會大選終於落幕，這是台灣第六次總統直選，第三次政黨輪替，而且是泛藍第一次在國會沒有過半，而民進黨在成立未滿三十周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且是第一次在國會過半，第一次完全執政，意義非常重大。和西方先進國家比較，台灣民主發展的速度是非常迅速且和平的。雖然產生史上第一位女總統，但是跟亞洲其它國家來比，不算是在前段班:印度的甘地夫人、巴基斯坦的班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菲律賓的阿奎諾夫人、印尼的梅加瓦蒂·蘇加諾普特麗、緬甸的翁山蘇姬、泰國的瑛拉總理、到最近南韓的朴槿惠，在產生女性領導人方面，都走在台灣前面。就算如此，台灣公民社會的覺醒，仍然值得驕傲和繼續努力。

除了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外，尚有時代力量、親民黨等一些小黨進入國會，讓國會慢慢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多元化。新的國會議員除了要監督政府外，自己也要接受人民監督，特別是新興政黨，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政治素人能否堅持理想，但政治某方面需要妥協的藝術，新政黨和個人如何拿捏，國人也拭目以待。選舉時候開的支票，要如何兌現，值得觀察。而中國國民黨在大敗之後，能否浴火重生，或是如某些評論家預測般的泡沫化，在台灣消聲匿跡?

新總統與新國會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將面臨更大的挑戰，主要包括加入TPP、與中國對話、以及想辦法加入國際組織等。在新冷戰時期，除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抗外，又有回教極端分子ISIS對外的聖戰及回教內部遜尼派(Sunni)和什葉派(Shite)的紛爭，還有各國之間的貨幣戰爭及能源戰爭，更有人類面對大自然反撲的因應，21世紀對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都是非常嚴峻的挑戰。國際整體需求疲乏，導致新興市場經濟衰退，台灣近幾年因為馬英九急速親中，造成對中國的依賴和風險大幅增加，中國的紅色供應鏈對台灣電子產業的威脅，加上中國資本入侵台灣，意圖控制台灣經濟，以經促統，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的挑戰包括食安改革、憲政改革、財經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等各種重要改革，還有因為房地產泡沫可能引發的本土金融風暴。憲政改革主要是修憲，包括監察院與考試院的廢除、國會改革和司法改革，另外還有重大法案如公投法、選罷法、及政治獻金法的修正等等。財經改革包括產業改革、財稅改革、年金改革，財稅改革，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教育改革除了形式還有內容，主要包括十二年國教和黑箱的課綱微調。低生育率的結果造成大學供過於求，許多私校面臨關閉的危機，如何退場，是一大挑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與台灣的產業結構息息相關，未來的勞動需求在那裡，產學如何互相配合，亦考驗執政者的智慧。

二月一日新國會將選出新的立法院院長和副院長，應該優先通過在立法院延宕多年的政黨法，讓處理中國國民黨不當黨產有正當法源，也讓政黨之間的競爭比較公平。再者，應該趕快修改食安法，上修刑責和罰則，並經國會通過大幅提高衛福部的預算，增加稽查人員的數目，落實政府為人民食安把關的責任。再者亦須研擬並通過總統交接條例，預防選後至交接中間近四個月的空窗期發生狀況。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是國會應該提高舉債上限，因為在經濟前景黯淡時，不宜隨便加稅，特別是對企業和中產階級。理論和現實通常有差距，為了公平正義，企業應該繳稅，但在實際上，因為全球化與科技的進步，要對跨國大企業課到稅難如登天，連美國都力有未逮，何況台灣。改善台灣的財政雖然重要，卻不是最急迫的，振興經濟與照顧弱勢才是政府在不景氣時候的首要任務。

舉債需不需要設限，在經濟學者內部也有南轅北轍的看法，這種爭論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又浮出檯面，因為當時很多政府同時面臨到高舉債、高財政赤字、與經濟衰退的困境，如何處理，牽涉到意識形態以及政府的財政政策。有一派是強力主張政府舉債不宜過高，要有財政紀律，不應該債留子孫，因為根據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說法，舉債只是延遲加稅的時間。但是實際上如果舉債去投資以振興經濟、去幫助弱勢以增強內需，未來可能如凱恩斯學派所言，因為景氣復甦造成失業率降低、薪資增加、與較多的公司繼續營業，會增加稅收及減少負債，不必然債留子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負債對GDP的比率遠高於現在，卻仍然有高經濟成長。近代中南美洲國家和現在的希臘經濟衰退主因是非本國貨幣的外債太高，而不是負債對GDP的比率過高的關係。日本的負債遠高於這些國家，因為債權人多是在國內，使用幣別又是自己有印鈔機的日圓，所以情況相對較佳。

面對艱困時刻，政府需要展現改革的魄力和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決心，才能夠大家同舟共濟，將台灣駛向安居樂業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