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蔡英文發表食安政策提高十倍市場查驗說起

有人認為，如果企業裏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忠誠善良的好人，公司只要把整體目標與細部計劃定好，讓人人知道，讓人人參與，且在整體目標下，人人懂得犧牲小我(部門)完成大我(公司)，只講團結合作，沒有門戶之見與本位思想，最後自然而然就能完成任務，達成目標，當然就不用去挖空心思訂立那些繁文縟節的規章了。
這種觀念與理想，也許正如2500年前，｢禮記禮運｣篇所描繪的人類社會的最高境界――大同世界――一樣崇高，值得人們去憧憬與歌頌。但是，我們終究還是必須回到現實的世界。
在現實的世界裡，沒有一個企業會拒絕、排斥最佳的產品製造配方，只是在那新的、更好的配方還未發現之前，遵照既有的，可保成功的配方去做，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辦法。同理，在還沒有出現比現行的規章制度所規定更好的辦法之前，讓職工遵守這一規定去辦事也是無法迴避的。更進一步說，任何一個規章制度，如果沒有去執行，再好的制度也沒有用；反之，再不好的制度，如果認真去做，持續去探討，也會有改善的一天。正如有問題的配方，經過反覆檢討修正，就會得出最佳配方的道理一樣。
治理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建立管理制度是如此重要，那麼要如何來建立呢？
中國的十年動亂的一段歷史，其前因後果，可藉鄧小平的講話，得到最佳說明。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種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跟國家的制度關聯更大。國家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史達林嚴重破壞法制，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美、法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由於沒有實際解決制度問題，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就是中國過去慘痛的經驗結論。
但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十多年間，有關交通違章罰款的管理制度所鬧的國際笑話也是另一慘痛的經驗：全國開車的司機都知道職司道路交通秩序的警察，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許多地方的交通違章罰款，違者罰，不違者也罰；罰多罰少要看執法者心情如何；有的甚至不給被罰者正式的收據，或是要收據的一個標準，不要收據的另一個標準；不要收據的罰款可以講價。於是只罰款不給收據的做法，錢自然而然的進了個人的腰包。
這種制度的設計無可避免的會造成種種的漏洞，而這樣舉國皆知的漏洞絕不能歸咎於個別執法人員的素質或操守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是否合理、有效。反觀世界其他發達先進國家，類似管理制度無不將處罰的執行者與罰款的收繳者分開，由執勤警察對交通違章者開罰單，交由被處罰人到指定代收罰款的機構交納罰款。從表面看來，這只是一個技術的措施，實則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簡言之，政府管理社會，小自交通罰款，大到國政方針，其成敗都與制度的好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制度的選擇、制定、設計，如因本身確實有所不足，就應懂得搜集、借鑑、參考先進成功國家的經驗，吸取他人行得通而有效的辦法，自然可少走冤枉路。國家若因制度不良而導致腐敗叢生，怪罪、譴責公務人員鑽制度漏洞是於事無補的。交通執法與罰款收繳的制度的建立，只是政府管理國家的一個縮影，其他的事務與領域亦然，成敗皆取決於制度的良窳。
我們長期以來的食安問題如何解決，筆者個人眼中正是一個類似中國當年的交通違章罰款的管理制度的翻版，非常簡單，只要搜集、借鑑、參考先進成功國家的經驗――美國的FDA，掌管食品藥品化妝品專責機構制度――食安問題從此一舉解決自然萬無一失，其改革為台灣帶來的效益將是立竿見影，並且將是與美國同步的先進國家水準。
冀望蔡英文上任後，交付責成行政、立法兩院，就如何全盤仿效美國FDA組織職掌運轉制度，重組中央部會組織權責；以台美兩國的國土人口比例推估，無需增加經常經費預算即可達成奏效。
如此一來，蔡英文為台灣所建立的良好的內政制度，其功績將足以比美蔣經國的十大建設。

參考新聞來源:
《自由時報》: 發表食安政策 蔡主張提高十倍市場查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