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左轉的條件

為了因應可能到來的再次政黨輪替，朝野兩黨罕見地同時對修憲表達了高度意願。然而，回顧一年前太陽花運動拋出的「公民憲政會議」倡議，現在的修憲方向與主軸不但與原始構想差距極大，針對台灣正在面對的問題，我們也幾乎無法期待這次修憲能夠提供解決的框架。
 
不像過去環保、勞工議題總是台灣政治可有可無的陪襯，從2012總統大選開始，青年就業、貧窮、居住正義、環保、階級流動等社會議題首次展現了其政治號召的能量，以其為主軸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面對向來打經濟牌的國民黨，幾乎就要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太陽花運動，進一步證明了民間社會對公平正義議題關注的程度，與日俱增。
 
這在1980年代 末期的台灣是很難想像的。當其時，主張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無論學界或是社會輿論，都相信政府應該放手讓市場機制自行管理，那些從公平正義角度出發，對自由主義的質疑，被當作是不懂基本經濟學原理的雜音，不足為道。在廣泛的支持基礎之上，一系列自由化措施從1987年七月解嚴後，被快速往前推進。同年度九月，政府甫承諾開放38種包括證券、保險、銀行、高速公路路權、航空業及補習班等特許營業，年底民營加油站便開放設立、1989年開放美國保險業登台、1992年15家新銀行成立、1995年開放民營電廠、1996年電信自由化等，腳步快得令人目不睱給。對比現在對自由經濟的遲疑、乃至於抗拒、反對，短短二十五年，對於政府該管制、還是該放手讓市場自由運行，台灣社會態度變化之大，令人印象深刻。
 
自由主義之所以在台灣掀起風潮，外在大環境是由柴契爾/雷根主義掀起的全球自由主義浪潮，內在則是由於台灣政治往民主化轉型。當時台灣社會面對的國民黨政府，是個從軍事動員體制轉化而來的、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全方位地有著決定性掌控力的威權體制，因此對抗也是全方位的，從『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黨政軍全面退出媒體』、『軍隊國家化』一直到『反對政府介入經濟活動』(1990年台灣經濟學會共同聲明) ，戰線既廣且深。反觀自由主義『限縮政府規模』的內涵，卻能直指核心，從根本上挑戰威權體制『無所不管』的正當性，遂與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一拍即合。
 
但民主轉型受其影響，往這方向前進後，節制國家權力這件事，反而變得不那麼急迫，當民主轉型的動力逐漸消退，留下來的就是一個戴著民主框架，但權力制衡機制殘破不堪的國家體制。
 
與自由主義主張的小政府正好相反，公平正義所賴以成立的『市場管制』，需仰賴國家力量更大幅度地介入，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同時期待『公平正義』和『小政府』。如果這個政府擁有足夠資源提供社會住宅、可以不斷進行大型公共建設以作為產業勞工需求劇烈變動的緩衝墊、有能力稽核所有產業的環保與勞動環境、有足夠的人力切實執行相 關法令而非任由市場機制決定，這個政府所擁有的資源與權力，絕對大於我們現行憲政體制的權力制衡、權責相符、民意回饋等設計所能應付的。
 
太陽花運動結束一年了，公民憲政會議逐漸變調為兩黨政治算計的內閣制、總統制修憲之爭，就算沒有與中國之間的服貿及貨貿，台灣在 WTO 架構下仍必須不斷面對全球自由主義的挑戰，透過國家力量建構一個社會保護網的呼聲，勢必越來越大，如何調整人民與政府的權力關係以因應這種轉變，才是我們修正憲政架構最急迫該解決的問題，也是民主化的真正最後一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