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誰向馬寅初校長道過歉？

1949年之後的歷屆北大校長之中，馬寅初無疑是最受北大師生和知識界尊重的一位。馬老有名言曰：「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這就是北大精神之所在。然而，馬寅初在北大任職期間，北大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已發生巨大變化，他在北大遭受到前任校長們，想像不到的屈辱和批判。那是北大歷史上黑暗的一頁。

馬寅初被毛澤東點名批判之後，失去了北大校長的職務，並從公共生活中徹底消失了。這一消失便是長達20年的時間。上個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之後不久，許多外賓來華訪問，鑒於馬寅初崇高的聲望，和20多年的沈默，紛紛問及馬寅初的現狀。於是，有關方面專門派一名《新華社》記者，前去採訪從浩劫中幸存下來的馬老，希望釋放一些信息出去，讓海外關心他的人們安心。

電話打到馬宅。「近20年來，馬寅初不是被人們遺忘了嗎？」馬寅初的次子在電話中這樣質問這名記者，並代表父親拒絕了這次由官方刻意安排的採訪。當時，馬寅初尚未獲得「平反」，於是他向對方提出了理所當然的要求：「我父親本人和我們家屬迫切要求黨組織對他落實政策，希望能夠盡快複查他的問題，公開平反，恢復名譽。」正是以此為契機，馬寅初復出事宜才受到中央領導人的重視。然而，晚年的馬寅初再也沒有能夠回到北大。

時光緩緩倒流回20年之前。1959年12月15日，在反右運動之後的肅殺氣氛中，炙手可熱的特務頭子康生，將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叫到中宣部，配置批判馬寅初的各種事宜。康生告知北大方面，這是毛的旨意，在批判完成之後，中央會將馬寅初調離北大這個「戰略重地」。陸平回校之後，立即召開常委會，傳達康生指示：「馬寅初最近很猖狂，給《新建設》雜誌寫了一篇〈重申我的請求〉的文章。他的問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藉學術為名搞右派進攻，要貼大字報把他拖住，不讓他外出視察。」北大黨委常委會對此進行了研究，並於12月17日給北京市委寫了報告，提出批判馬寅初的作法和安排。

這個報告中殺氣騰騰地指出，要通過學術討論揭發馬寅初的政治問題，要對馬寅初的學術、政治問題一起進行批判，要把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還要徹底揭露馬寅初的政治面目。具體做法是：以北大人口問題研究會、毛澤東哲學會、經濟學會的名義出面組織學術報告會，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綜合平衡論〉等謬論，然後動員群眾在校園內貼大字報全面揭發和批判。這是以群眾運動、人身攻擊的方式對待持不同學術觀點的著名知識分子。馬寅初是知識分子的一個標竿，馬寅初一倒，知識界將望風披靡。

據《北京大學記事》記載：12月28日，北大毛澤東經濟思想學習研究會舉行報告會，由經濟學系教師作〈批判馬寅初團團轉綜合平衡論〉的報告。31日，《北大學報》發表馬寅初的長篇論文〈我的哲學和經濟理論〉和4篇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的文章。從1959年12月15日至1960年1月下旬，先後有兩百多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報》、《文彙報》、《新建設》上發表。許多文章直接辱罵馬寅初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地主、資本家」、「披著學術外衣，販賣反動政治觀點，向黨的社會主義路線進攻」。當時在北大念書的王曾瑜回憶說：「按照配置，不論哪個系都須上陣，貼大字報。於是一夜之間，大字報滿燕園，對他竭盡人身攻擊的能事，罵他是大肥豬，畫他與糞便、蛆團團轉。接著全校開批判大會。其實，除了經濟系的師生外，又有誰懂得馬校長的〈人口論〉、團團轉等理論。這是我在北大5年的回憶中，最為可恥、醜惡得至今還令人噁心的一幕。」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面前，馬寅初並沒有屈服和沈默。他在反駁文章中宣佈：「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學術問題貴乎爭辯，愈辯愈明，不宜一遇襲擊，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頭。相反，應知難而進，決不應向困難低頭。我認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準備，沒有把握，不要亂寫文章。既寫之後，要勇於更正錯誤，但要堅持真理，即於個人私利甚至於自己寶貴的生命，有所不利，亦應擔當一切後果。我平日不教書，與學生沒有直接的接觸，總想以行動來教育學生，我總希望北大的10,400學生，在他們求學的時候和將來在實際工作，總要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困難隨便低頭。」他在人口問題上的看法不一定正確，但他應當有表達這種看法的權利。

他希望北大能夠恪守蔡元培時代傳承下來的學風，每一個北大師生都能夠自己堅持真理並以理服人。然而，遺憾的是，當時的北大已經高度政治化了，它不再是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不再有「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氛圍。當時，北大的師生當中，沒有幾個人體會和認同馬校長堅持真理的勇氣，大部分人都積極或消極地參與了對馬校長的攻擊和批判。

1960年3月31日，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由陸平繼任。不久，馬寅初的全國人大常委的職位也被罷免。此後20年，馬寅初從媒體上消失了，他也被剝奪了學術研究和教書育人的權利。幸運的是，在此後的政治運動中，他並未受到更為殘酷的批鬥。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陸平取代「反右不力」的江隆基入主北大，在北大推行嚴酷的鬥爭路線，其中便包括直接策劃北大批判馬寅初的運動，由此獲得中央的青睞，順利當上了北大校長。沒有想到，6年之後的1966年6月1日，北大大講堂貼出了聶元梓等7人的「宋碩、陸平、彭珮雲究竟做些什麼」的大字報，由此揭開了文革的序幕。昔日在北大威風凜凜的陸平，轉眼之間便被打成「黑幫頭子」，10年間受盡折磨，其母親也被折磨至死。在牛棚里、在批鬥會上，陸平有沒有良心發現的時刻，對自己在北大的整人歷史（包括領導「批馬運動」）有懺悔之心呢？文革之後，陸平復出，擔任政協副秘書長的閒職。

然而，他並沒有像其他復出的高官如：陸定一、周揚等人那樣，公開或私下向被自己整過的人道歉。後來成為宋史研究專家的王曾瑜在〈敬愛的馬校長和可悲的陸平〉一文中指出：「據說，陸平在文革後甚至不願路過北大的校門，以免追憶自己當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對自己當年傷害、整死了那麼多無辜者，嚴重損害了數以萬計的北大學生的學業，卻並無追悔之意，從無致歉之語。」當然，他也不曾向馬寅初道過歉。

馬寅初是一位敢於面對千夫所指的知識分子。這不是馬寅初第一次倒楣。一個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災難深重的中國，當然不會有好日子過。1938年，馬寅初出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他多次公開批評國民黨當局壓制言論自由的做法。他在一次演講中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難；我就要言人之不能言。」他直接點名斥責孔祥熙、宋子文的貪污腐敗行徑，要求最高統治者蔣介石「大義滅親」。
 
在那次演講中，他大義凜然地說：「今天我將我的兒女都帶來了，是要讓他們知道我的主張是什麼，今天我的演講就是我留給他們的遺書，我馬寅初不怕死，怕死就不來了。」此後，他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嚴密監視、軟禁直到被捕。1944年，在各界人士的聲援下，他才重新獲得自由。就在恢復自由之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講中，馬寅初發佈了在監禁期間寫作的論文〈中國的工業化與民主是分不開的〉。這篇論文即便是放在60年之後今天，仍然閃爍著思想的光芒。那些鼓吹「新權威主義」和「王道政治」的學者名流們真該找來認真讀一讀。

追求真理就是要付出代價，而且是極其昂貴的代價。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真理會像餡餅一樣白白地從天上掉下來。馬寅初先後在兩個政權下度過了兩段加起來接近30年的幽居歲月，這就是他為真理而付出的沈重代價。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之後，方才親自批示給馬寅初平反。1979年9月14日，北大召開幹部大會，給馬寅初平反、恢復名譽。此時，馬寅初已經是97歲的老人了，他已經不能站在講台上給學生們上課了。

北大有負於馬寅初校長。陸平不必說了，當年那些自願或者被迫參與辱罵和批判馬寅初的、數以千計的北大師生，有誰向老校長道過歉呢？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公開地道過歉。我沒有看到任何公開出來的文字。但是，我相信，當年不少批判運動的參與者，如今正是北大各個學科領域中風風光光的教授、博導乃至院士。大家都把年輕時候的罪過深深地掩蓋起來——大度地原諒自己、給自己找一個開脫的理由，這是中國人最精通的、無師自通的生存秘訣。

然而，我相信，如果作為整體的北大和作為個體的每一個北大人，不向馬寅初校長道歉，不向每一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侮辱和被傷害的師長、同學、同事道歉，北大就無法完成自我更新，北大就無法與蔡元培的傳統完成對接。如果真相和真理一直處於被遮蔽的狀態，北大也就無法健康地成長為世界一流的大學。

北大有誰向馬寅初道過歉？這不僅對已經逝去的馬寅初校長來說是一個問題，更對每一個北大人來說都是一個問題。

（責任編輯：Elinor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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