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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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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大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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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這是一篇大一學生的口述歷史報告,而且在課堂上得到A+的成績。回顧幾十年來時代變遷,台灣在民主蛻變的過程中,上一代的禁忌如今已可以被公然討論、辯證,並還原真相樣貌,這樣的進步,正是民主驕傲的果實。本文撥開那個時代的迷茫大霧,勇敢面對過去白色恐怖禁錮,重現在時光中被鏤刻而下,一幕幕清晰的生命痕跡。 ——編者

這一篇口述歷史的主角,是我的父親,鄧伯宸先生。錄音的時間分別是於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午,與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在我位於高雄鳳山家中的書房。

我所記錄的這一個事件,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西元一九七二年)我父親,鄧伯宸先生以叛亂罪名被起訴,從嘉義虎尾空軍基地被逮捕,接著送至位於新店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最後再轉送至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的一個經過。這期間經歷了將近九個月的時間。

在那個時代,即是所謂白色恐怖的時期。那時可能你只是對於政府的某一項措施發了一句牢騷,明天你或許就此消失,好像從來沒這個人一樣。你的身邊可能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情報局的人,只要一句話、一個行為不對頭,你馬上就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處於言論自由的現在,對於當時那種氛圍,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一種情況。你隨時要提防身邊的人,隨時要謹言慎行||你不敢相信你身邊的人,甚至也不敢相信你心中真正的聲音。到最後,什麼可以相信,什麼不能相信;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似乎都已經無從分辨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充滿了不信任的時代,是一個真相與謊言交纏的時代。

對於父親的這些事,我本來就有所了解,也曾經聽他提過在土城生教所中的種種情事。事實上,父親就是在生教所中認識母親的。當時兩人戀愛談得轟轟烈烈,還傳到了綠島去呢!

這一段口述歷史,完全是由父親自行錄音完成。我們並未進行任何所謂訪問的動作。我認為-或許父親也是如此認為-以這種方式更能坦誠地記錄父親當時的心情,也能更完整地表達出他的意念。

父親之所以能這樣放心地將他的這段歷程交給我分享,我想,是出於我對於他的了解,以及他對於我的信任。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我被空軍總部政戰處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也就是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當時我二十三歲,離大學畢業還不到七個月,正在中華民國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心服預官役,職務是少尉行政官。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作品的內容是探討在西方哲學史裡面,相對於唯心論的唯物論的發展。在立場上,是傾向於支持唯物論。

當時,整個營房裡面,一片靜悄悄的。沒有多久,我聽到營房的中山室裡傳來電話聲,那個時候,副隊長去接了電話。大概過了不到十分鐘,當時我所屬的中隊的中隊長,騎著一輛三陽五十cc 的機車回到營房來。副隊長神色忡忡地衝進我的寢室,叫我馬上整理我的行李。我一面用軍毯把我的隨身衣物用麻繩打包,一面看到副隊長在我的桌子上翻那本《唯物論史》,嘴巴裡面不曉得是對我說,還是在自言自語地說:「怪不得會出問題,看這種書!」我聽到他這句話,心裡面隱隱已有一些警覺。但是對於他講「看這種書會出問題」的說法,不免覺得可笑,我想他可能是被「唯物論」三個字嚇住了。

當我把隨身衣物整理好之後,我心想,應該把書也帶走,但是副隊長卻阻止我。他說:「這些書都沒有用了。因為總部現在徵召你去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當教官。你不必帶這些了。」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生氣,我跟他抗議說:「這未免也太急迫了,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副隊長大概是有一點忍不住了,脫口而出的說:「急迫!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三更半夜來兩個憲兵就帶走了!」

那一刻我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我還是故作鎮靜,把隨身行李扛在肩上。隊長的摩托車在外面等著,根本連熄火都沒有熄,我跨上後座,就直奔大隊部。

到了大隊部,上下大隊長已經在那邊等了,旁邊站了一位穿空軍軍常服的中校。大隊長因為我曾經在基地參加三民主義論文比賽得過獎而認得我,他便給我介紹那位中校,說他是空軍總部政戰處的某某參謀,我看到大隊長面帶憂色,但是也沒有時間深究,那位中校參謀就催著我上了大隊部門口的吉普車,直奔嘉義而去。

往嘉義的途中,一路上大霧迷濛。那位中校參謀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我也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後座,任吉普車在霧海中奔馳。心裡反覆地咀嚼著副隊長在營房裡所說的那些話,一點一滴地回想,過去一年多,我在大學裡跟幾位大學同學在一起的生活。包括討論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心裡面對於自己的前途,也已經能夠掌握到一定的狀況。

對我個人來說,會面臨到這種狀況,當時我一點都不驚慌。我甚至可以回想到很小的時候,有些是母親轉述給我的情況,有些是一直在我記憶裡面無法抹掉的。應該是在我懂事了以後吧,四、五歲的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我們家裡,我看到的照片裡面最多的,除了我父親的以外,就是孫立人將軍的。

我父親,鄧超先生,是孫立人將軍的部下,一九四七年就到台灣來了,跟隨著孫將軍在鳳山訓練新軍,住在我現在還居住的地方,鳳山黃埔新村,日本式的軍眷宿舍裡面。

當時我看到的孫立人將軍的照片,每一張都是英姿煥發的戎裝照片,有肖像的、有騎馬的,也有閱兵的照片。我也常常聽到父母親談起一些他的事蹟。在心目中,在我童稚的心靈裡面,他已經是一個我崇拜的對象,後來孫立人事件發生,當時父親幸運地已經調到別的單位去,沒有跟在孫將軍的身邊,未受到波及。但是,在我們那個平靜的家裡,也曾經遭到過憲兵的包圍跟搜索。而且幾乎在一夕之間,所有孫立人將軍的照片,都收起來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像孫將軍的部下不相信孫將軍會叛國一樣,我也從來不相信我心目中的英雄會對國家不忠。我相信孫將軍是受到陷害,這種想法非常深刻的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對於當時的政府,國民黨政府,所有的宣傳都只產生沉默的反感。雖然我的父親一直在軍中服務,我也是在一個戒嚴時期,無論在教育、在思想上,管制都非常嚴格的環境裡面長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方面,我即使不去碰觸,即使不是很了解,但是叛逆的種子已經在滋長。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進入成大外文系就讀。進入成大是我開始真正接觸一個比較大的外在世界的開始。在學校裡面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不是老師,而是學長和同學。我開始接觸文學,接觸歷史,接觸哲學,尤其是哲學跟歷史方面對我的影響最大。也許正是哲學可以對歷史反思的這一個特性,讓我開始在思想上那種叛逆性格得到了加強。那時候在我們班上女多男少,十一個男生裡面,我跟其他人都不同調,幾乎很少跟班上的同學打交道。成大當時有一個社團叫Σ(西格瑪)社,裡面有很多學長介紹一些書籍給我看,或者是跟他們在一起聊天,對我的啟發尤其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的書籍。

雖然我所能接觸到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檢查的,都是對共產主義批判的,但是不斷地接觸使我感受到共產主義裡面,那種深刻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歷史引導我走上對中國近代史的關注跟興趣。從康梁變法,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我涉獵了各方面的書籍,甚至透過同學,為了要了解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真相,在他們父親那邊,找出來大陸還沒有淪陷到中共手上之前那幾年的《新聞天地》雜誌,看到了整個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是如何失去人心,丟掉江山的一個真實情況。

哲學讓我認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對資本主義懷抱敵意;歷史讓我了解國民黨的統治有他的不正當性,更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讓我年輕的心裡面激盪不已的一個想法是:應該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所有這些因素混合起來,我的大學生活在同班同學的眼裡,幾乎是特立獨行。

我最常去的地方不是圖書館,也不是教室,而是窩在自己在外面租的宿舍裡大量地閱讀。我關心的是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均;在心裡面震撼著我的是「保釣運動」中中國人所受的屈辱;我感到不平的是美國文化的侵入,美國勢力在台灣、在國民黨政府有所求的狀況下所表現的趾高氣昂。

我可以說是當時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的常客。到那邊去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在語言上能有所加強,一方面是到那邊閱讀書籍雜誌去了解美國。記得在我大四的那一年,美國新聞中心曾經發生爆炸事件,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常去那兒,還是那個時候我的一些言論已經受到當局的注意,所以我曾經被警方約談過。

對於中國人在台灣受到美國勢力的屈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 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 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當時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台灣到底是中國人的土地還是美國的殖民地。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並不是在為中國人而存在,而是在為他們自己的政權而存在。所有這些思想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混雜起來在我心理上,已經阻擋不住外在的一些力量來影響我。

因此到了大學四年級下學期,都快要畢業了,大概是在民國六十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四、五月間,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的是讀礦冶系的,有的是讀交管系的,也有讀化工的,也有讀中文的︱︱好像一夕之間突然決定一樣的,說要成立組織。

從學校開始,成立組織來宣傳共產主義。也許是歷史因素的作祟吧,就像戊戌政變也是由幾個書生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民國九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不也就是那幾個書生嘛。年輕的心似乎也從來沒有考慮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到底多遠。

我是在六月,一九七一年六月畢業。也就是在四、五、六三個月,幾個好朋友比較正式地聚在一起有兩次,很嚴肅地討論了成立組織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同學甚至於為了要繼續留在成大播撒他的理想,在畢業考的時候故意當掉。就這樣,兩次的所謂開會,我們幾個人的未來,在消息被當局探知以後,就已經決定了。

吉普車在嘉南平原上奔馳,我的思緒一直沒有停過。最後到了嘉義空軍基地,那個時候嘉義機場只做軍事用途,只有軍機起降。到了嘉義,大約是九點不到。軍方似乎對我也滿放心的,把我留置在一間辦公室裡面。不知道辦公室外面有沒有人守著,但在辦公室裡面,我一個人可以向窗外觀望,可以坐在那兒抽菸,可以翻翻當天的報紙,總之沒有人理會我。

中午,到了用餐的時候,那位空軍總部政戰處的參謀出現了。他跟我說:「還要等,因為飛機還沒有來。」

用過中飯以後,我繼續等。心裡面思潮起伏,但是,卻很平靜,因為我似乎已經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麼。當然,嚴重性我卻不知道,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們對法律的了解,尤其是對戒嚴時期軍法的了解,可以說是零。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對我來講幸運的是,在歷史的閱讀裡面,也許我已經學會了任何悲劇都可能發生。因此當時,我只是以一顆平靜的心在等待,唯一焦慮的是,我擔心我的家人,包括我年邁的祖母,我體弱的母親,以及我那仍然在軍中服務的父親。

在嘉義機場一直待到下午四點多,飛機終於來了。我原以為所要搭乘的飛機一定有很多乘客,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一架C46 內部經過改裝的飛機裡面,一個乘客都沒有。甚至於駕駛員,那位空軍總部的參謀很客氣地把我介紹給那位駕駛員說:「這位是政戰處處長。」我才知道是他親自開飛機,是上校處長親自開飛機。

上了那架飛機,只有我跟參謀坐在客艙裡面。一個小時後,C46 就在松山機場降落。

台北天已經黑了。典型的台北冬天,淒風苦雨在等待著我。一下飛機,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四名憲兵,我走出機艙,前後各兩名憲兵便跟著我移動,上了吉普車以後,後座坐的不再是我一個人,而是兩名憲兵把我夾在中間。吉普車直奔空軍總部。

到了空軍總部,連車都沒有下,大約等了十幾分鐘,也許他們是去辦我的收押手續吧。接著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的側門開出去,在台北市的巷弄間穿行,最後,在信義路和仁愛路中間那一帶住宅區的一棟日式平房前面停下來。我被帶到屋內,已經有人在等著了。

一位是穿西裝的,大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另外一位是穿陸軍軍常服的少校軍官。這個時候整個狀況開始由那位穿西裝的年輕人來主導。他自我介紹,他是服務於調查局,另外那位陸軍少校是國防部情報局的。

偵訊開始了。是在晚餐剛結束之後,時間大概是七點多左右,居中而坐的是調查局方面的人,左右分坐的是國防部情報局及空軍總部政戰處的人員。三個人一字排開,我坐在他們的對面,相距大概三公尺。

在我的感覺裡面,這個偵訊只是形式而已。他們不斷地叫我自己說出來,叫我自己去回想,甚至包括日期、時間、地點,他們都叫我一一交代清楚。實際上,我所能記得的只是大概,而不是那些細節,但是他們卻反反覆覆,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給我一種記憶上的壓迫。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自然會產生焦慮。當我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時候,他們給我壓力,他們認為我是在說謊,或者是說在逃避。但是他們又不斷地暗示、提示,甚至於到最後明示:「乾脆你就說出來吧!乾脆你就承認吧!」

在我參與的這部分,其實很簡單。如果他們提示一下的話,明確地講出來的話,也許二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但是我發覺他們什麼都知道,卻偏偏要把這個過程不斷的拖延下去。他們不斷地給我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威脅,包括恐嚇,包括一些言語上的污辱。他們甚至整個晚上讓我不斷地抽菸,抽當時軍中最有名的「八一四」香菸,但卻不給我一杯水喝。

偵訊一直從當天晚上七點,進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在整個過程裡面,自白書我是三易起稿。我寫的第一次他們不滿意,重寫。一方面重寫,一方面提示我「應該」怎麼寫。第二次,仍然不滿意;第三次,寫完,按了手印以後,天已經亮了。當天晚上,台北的天空被滂沱大雨占據,一夜未曾停歇。

偵訊結束之後,我正式收押在那棟日式平房裡面,到後來我才知道,那兒就是空軍總部的看守所,在日式平房掩藏之下,後面有一排磚造的囚室,每一間只有四尺寬,六尺高,大約八尺深。裡面大約離地一尺的地方鋪上木板,囚犯就睡在裡面、住在裡面、吃在裡面,一切都在裡面。

我在那兒差一天滿一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空軍總部看守所的一位老班長,對我卻相當寬厚,至少在每天吃飯的時候,他把我放出囚室。因為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被收押在另外一間囚室裡面,他連吃飯都是在囚室裡吃,我卻是跟那位老班長一起用餐。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想,父親當時在軍中服務,也許他動用了某種關係吧。

我在二月二十五日被收押,可以說是突然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除了部隊裡的長官知道以外,我的家人完全失去我的訊息。我在想,祖母,還有母親一定憂急如焚,因為我的習慣是每隔一個禮拜,都會回家去探望他們。

在空總看守所羈押的那段時間,我只有在百般求情之下,獲得那位老班長同意,寫了一封家書回去,但家書的內容全都是捏造的,他們不准我在家書裡面寫任何真相。我只能在信裡面稟報父母親說,空軍總部徵召我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到金門去了。

三月二十四日,我又坐上了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看守所前往新店,到了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首先是接受軍事檢察官的偵訊,偵訊其實是形式上的。那時候都已經接近下班時間,台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天色已經昏沉下來。我在小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形式上的偵訊。我看到他拿著我的自白書提出一些問題,問得很簡單,他說一堆,我只要回答「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

偵訊結束以後,正式收押於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當我走出偵訊室的時候,我看到一位我大學時最要好的沈姓同學。我們互相點頭,交換一個眼神,就分別被押入軍法處看守所不同的房間。

那時候,天已經黑了,看守所裡面用餐的時間過了,天氣很冷。在我進入押房之前,接受一位看守所裡面軍法官的檢查。我穿著空軍的軍常服,深藍色呢子的軍常服,掛著空軍少尉的官階。但那位同樣是少尉官階的軍法官,高高在上,他的第一個命令是叫我脫光衣服。

在我還沒有解開我自己的釦子之前,他先毫不客氣地把我的少尉官階從肩膀上扯下來,丟下這樣的一句話:「你們這種人,不配!」

進入囚室以後,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生理狀況,就是「飢寒交迫」。囚室裡昏暗的燈光,同房只有一位難友。他很好心地告訴我,「進到這裡來,可能出不去。」然後告訴我很多關於這裡面的規矩。他告訴我,柏楊、李敖、崔小萍也都關在這兒。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 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

一直到七月中旬,我才被正式起訴。當我拿到起訴書之後,我才第一次發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共犯而已。我們這個案子,一共有十九個人,十九個年輕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成大的學生、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的學生、逢甲的學生,還有海軍官校的學生,另外還有一些從軍中退下來的年輕人,及一名高雄商業職業學校的學生。

在起訴之前,我們這十九個人各有不同的遭遇,當然那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幸運的像我,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偵訊就被收押,另外有某些人甚至遭受過刑求。在起訴之前,所有的人都與外界徹底隔離,既無法通信,更無法接見,只能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跟所謂的思想犯生活在一起。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那個時候,我仔細地把起訴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在學校的時候,跟我們走得最近、最密切的一個同學,名字不在裡面,他是成大中文系三年級的一位學生。當時我就起疑,後來當我被判處三年感化執行完畢以後,經過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當年他連成大都沒有畢業就出國,到加拿大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們的事件之所以會被政府破獲,他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我合理懷疑他應該是個職業學生。

我們的案子在十一月宣判,十九個人當中,兩個人判死刑,四個人判無期徒刑,六個人判十五年,七個人判感化三年。這只是第一審,而且死刑跟無期徒刑都是當然上訴,經過再審的判決以後,兩個判死刑的都改判無期,又因為蔣中正的逝世,都獲得了減刑,無期徒刑的減為十五年,十五年的減為十二年,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內,七個交付感化三年的都沒有獲得減刑。

在新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我一直被羈押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當天我被送到台北縣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後來這個地方改名為仁愛教育實驗所,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三日獲得釋放。

在軍法處看守所將近九個月的時間裡面,我了解到在所謂戒嚴時期,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所謂政治的理由,所製造的冤假錯案真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批評所謂的領袖,有些人只是發句牢騷罵了政府,只要有人通風報信,告到調查局,告到警備總部,那些人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鋃鐺入獄。更有些人自己本身就是情治人員,但卻因為權力鬥爭,而成為階下之囚。

我在軍法處看守所,待得最久的一間囚室是四號房。四號房是一間只有兩坪大的囚室,分隔成兩個部分,一道短牆隔開,靠門的部分是供囚犯坐臥起居的,短牆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盥洗用的地方,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盆。跟我同囚室的李先生,他本人就是調查局第四處的副處長。在調查局裡面已經是一級單位的副主管。他的那個案子從調查局的主任祕書、兩個處長,再加上他這個副處長共四個人,全部都是因為調查局內部的權力鬥爭而被逮捕的。他們被逮捕,根據李先生的說法,就是其中一個人先被逮捕,然後由這個人咬一個,然後咬出來的第二個人再咬一個,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咬。所謂的「咬」,指的是在自白裡面,把某一個人拖下水。事實上,自白通常都是在刑求之下所做成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李先生在調查局曾占有重要職位,他感慨地說也許是以前造孽造多了,終於有這個報應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事實上,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所有的冤假錯案全都是這樣咬出來的,而且一咬就是一大串。我在看守所那段時間,另外有一個大案子,是所謂的「中正大學案」,是江西南昌中正大學的一批同學,也都是這樣子,十一個人,一個咬一個,一個咬一個,全部咬到軍法處的看守所裡面,然後每一個人都判了重刑。

從這樣的方式來看,當時所謂的思想犯,根本就是調查局這種情治單位為了增加自己的辦案業績,所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由此可見,思想控制其實並不嚴格,真正可怕的是情治單位掌握的權力,才是冤獄真正的罪魁禍首。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當你了解生命在那兒是如此脆弱的時候,有時反而會沒有恐懼了。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恐懼,在完全不確定的狀態之下,反而變成多餘。

在軍法處看守所,只要是同一個案子的人,說是為了避免串供,因此都分開囚禁。同案子的人,一定關在不同的囚室裡面,像我們這個案子十九個人就分在十九間囚室裡。在裡面,雖然彼此見不到,但是我們會用各種方式,傳達我們簡單的心靈訊息。用吹口哨、唱歌,或者是敲打牆壁的方式。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會同時引吭高歌,唱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流行的一首英文歌曲:〈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每一次聽到那熟悉的歌聲時,也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Like a 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我對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心裡面其實有一分感激。雖然他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造成了我這次的牢獄之災。但是我覺得他們也同時讓我的人生,經歷了一場對人性深刻體驗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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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春鴻
鄭 春鴻
鄭春鴻,曾任報社執行副總編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文教部主任,曾獲副刊編輯金鼎獎及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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