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台灣民俗【鄭春鴻專欄】無用之用

【鄭春鴻專欄】無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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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些所謂「有用的知識」只解決「活著」的問題;而被多數人認為是「無用的知識」卻可以解決「怎麼活」的問題;更重要地,它經常是豐富生命、理解生命之鑰,它最終解決的是「為什麼活」的問題。除非你住在一個溫飽都有問題的落後國家,否則人生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活著」,也不完全是「怎麼活」,而是「為什麼活」。「為什麼活」是修養、是境界、是目標,只有文學、藝術、哲學、尤其是宗教,這些看似無用的東西才能幫助你找到部分的答案。……(本文原載於文訊雜誌/五四紀念專輯)
 

上學,當然不只為了將來有飯吃,不過,先把學習、讀書和上學這些事和未來的就業聯繫起來,也不是壞事。一個孩子希望提早學以致用,不但養活自己和家人,也服務別人,這至少是負責任的表現,是值得被鼓勵的。

現代教育已經「超級市場化」

「學」是為了「用」,所以現代人在選擇學什麼,就變得差異不大。人最怕死,所以當醫生絕對不會被迫休「無薪假」,醫學院名列前茅;只要不犯法,最能「玩」法,就能成為「吸金大師」,法律系也成了大熱門。現代教育已經「超級市場化」了。在大學選課就像進超級市場買東西。每選一門課,就像把一樣東西放進購物車一樣,大家心裡盤算的是這「東西」:
「對我有什麼用?」沒有用的知識不必去選它了。滿口詩詞,古人聽了也膩。
「什麼時候對我有用?」不是最近用得上的知識,不急著去學。
「對我有多大的用處?」雖不見得沒用,但如果用處不大,也不必去學。
「有用,用了它有什麼好處?」不能用來賺錢的,學它就沒什麼用。

年輕人太早被社會的「險惡」嚇到了

年輕人本來應該是充滿理想,不在乎名利,只知拼命向前衝的。不過,近世資訊傳播太快了,這一代的年輕人似乎嚴重地被社會的「險惡」嚇壞了。他們太早被告知,社會是無情的、功利的;職場上只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什麼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價,包括靈與肉;台灣社會根本就是黑道治國,至少是白道勾結黑道來欺壓老百姓的世界等等。許多年輕人被潛移默化了一些自認為「上道」的觀念:只要不犯法,什麼事都能做。人要壞才不會被魚肉,而且要壞到剛剛好,不要被關進去吃牢飯。錢要入袋才算,沒什麼好囉嗦的。
父母忽然發現家裡的青少年用小大人的口吻說:「你已經跟不上時代了」時,真是不知今夕何夕,還真懷疑自己落伍了。後來,才慢慢對孩子太早對人生功利化而感到可惜。

佩服不懼威權,挑戰傳統的勇氣

當我回想起自己的思想是如何在青年期有了初步的定型。第一個想起的是顧頡剛先生。
民初的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是「疑古派」的掌舵大將,曾經把夏朝的大禹說成一條蟲。我們可想像,他們在當時的社會如何被視為離經叛道。我30年前讀歷史系的時候,他主編的《古史辨》這一套書,還被國民黨警總列為「禁書」,可見他們的思想有多「毒」。不過,因為《古史辨》實在太有名氣了,而我們根本不在乎大禹是不是一條蟲;那年頭的台灣是個思想一元化的時代,大家的腦袋都「不敢」太靈光,我們幾個頑皮的孩子感到興趣的是疑古派「如何證明大禹是一條蟲」的「辯證過程」,認為那才是精采之處。記得當時我冒著危險,鑽了門路,終於買到這套書名改為《中國古史研究》的《古史辨》,至今我還保留這套書在高雄老家。
當年我才大三,直接閱讀古籍的經驗幾乎沒有,但是拿到這套書,卻津津有味地大讀特讀。雖然我無力去判斷「疑古派」的論文寫得對不對,但是卻對他們不懼威權,挑戰傳統的勇氣大感佩服,學了他們如何「以理服人」。就如伽俐略所說的:「真理就是具備這樣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擊它,你的攻擊就愈加充實了和證明了它。」這些以顧頡剛先生為首的年輕史學家深信真理越辯越明,更重要的,要反對一件事,就要拿出證據來,去證明它。你的結論也許後來被證明是錯的,但當你提出論點的當下是有根有據的,盡心盡力的。這樣的勇氣與精神對我未來思考與寫作影響非常大。

在學問上,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

《古史辨》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顧頡剛先生的一段話。讀了他這段話之後,我認為自己才真正地成為一直有理想色彩的青年。這段話他寫在《古史辨》的長序中。他說:「當我初下『學』的界說的時候,以為它是指導人生的;『學的沒有用,那麼費力氣去學做什麼?』普通人都這樣想,我也這樣想。但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始認為學的範圍,比人生的範圍大得多。如果我們要求真知,我們就不能不離開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後,我敢於大膽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罩了。」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的自序因為篇幅太長,已自成一本小書。將近一個世紀來,有無數的年輕人因為讀了這一篇顧先生介紹自己如何成長的文章而大受感動。台灣的年輕人讀過這篇文章的恐怕不多,也不見得一定要讀,一個世紀來,勸學的精彩文章何其多,只要被一段話點醒了,可能就會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有用的知識」和「無用的知識」

顧頡剛先生的那一段「為學問而學問」的說法,雖然誠懇而動人,但是恐怕「太老氣了」,不見得能打動現代青年的心。我還是嘗試著用現代的通俗思維來說說這事比較實際。
我們姑且還是把知識分為「有用」和「無用」的兩種。什麼叫「有用的知識」呢?一般的認知就是指我們學了這種知識後,可以學會了某一種技能,比如會修車、會看病,我們學會了一種安身立命的本事,做修車工人;做醫生,我們學的是一種可以換取一份收入的「有用的」手段。年輕人應該有自己的看家本領,這是對的,這樣才不會成為社會的累贅,不但可以養活自己,還可以供養父母,這是多麼良善實惠的事啊!
不過,當我們比較了一群同樣具備這些「有用的知識」的人所做出的事業,我們很明顯地發現,就算他們所掌握的「有用的知識」不相上下,技術一樣好,但是他們得到友朋的肯定、社會的評價,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品質,創造的人生價值與人生格局卻有極大的不同。

最終解決的是「為什麼活」的問題

經過一番考察,我們發現只有具備這些「有用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它只提供我麼活命的條件,使我們藉由熟練的手藝,達到糊口的目的。當然,也有不少人靠著這些有用的技藝,不僅可以填飽自己和妻兒親人的肚子,還有剩餘的額度,也就是錢,可以做些讓自己「開心」一點的事來。不過,這時候,你突然發現沒有學到讓自己「開心」,也不知如何讓自己的摯愛親人開心。而那賴以為生的技藝,因為天天做,慢慢就覺得厭倦。你發現自己生活了無生趣。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原來這些所謂「有用的知識」只解決「活著」的問題;而被多數人認為是「無用的知識」卻可以解決「怎麼活」的問題;更重要地,它經常是豐富生命、理解生命之鑰,它最終解決的是「為什麼活」的問題。除非你住在一個溫飽都有問題的落後國家,否則人生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活著」,也不完全是「怎麼活」,而是「為什麼活」。「為什麼活」是修養、是境界、是目標,只有文學、藝術、哲學、尤其是宗教,這些看似無用的東西才能幫助你找到部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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