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遇到潛在風險時,大腦會將它在過去的經驗中進行一次快速搜索。如果它可以輕易地喚起多個令人擔憂的記憶,那麼你的大腦就會作出危險很高的結論。簡單地說,就是把壞的事情想得更壞,或是最壞。
文 / 洪存正
《紐約時報》的<為什麼新冠病毒令我們如此恐懼和焦慮?>(Coronavirus ‘Hits All the Hot Buttons’ for How We Misjudge Risk)為題的文章告訴我們「我們的大腦如何評估威脅?」指出,世界充滿著大大小小的風險。理想情況下,這些思維捷徑可以幫助人們找出哪些問題值得關注,哪些需要忽略。但是它們可能並不完美。新冠病毒也許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大腦會把壞的事情想得更壞
現代風險心理學專家、俄勒岡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說:「導致人們提高風險感知的按鈕,這一次全部觸擊到了(Hits All the Hot Buttons)」當人們遇到潛在風險時,大腦會將它在過去的經驗中進行一次快速搜索。如果它可以輕易地喚起多個令人擔憂的記憶,那麼你的大腦就會作出危險很高的結論。簡單地說,就是把壞的事情想得更壞,或是最壞。它常常無法評估這些記憶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研究人員發現,人們使用一系列思維捷徑來衡量危險往往是無意識的,意味著本能發揮的作用可能比他們意識到的要大得多。
這麼說並不是要大家去輕忽新冠的疫情,但很顯然地,人們對冠狀病毒風險的評估還涉及其他心理捷徑。其中一個涉及「新穎性」:我們習慣於將精力集中在新的威脅上,尋找任何引發擔憂的原因。這可能導致我們沉迷於最糟糕的消息和最壞的情況,使危險看上去更大。
受威脅的不是風險統計,而是風險感覺
因為我們對新冠都不了解,評估新冠病毒構成的危險極其困難;即使是科學家也不確定。但是,我們的大腦的想像力反應的比科學家更快,似乎用一種更容易的方式:將情緒直覺反應轉化為我們自以為合理的結論,即使它與堅實的資料相悖。也許最強大的捷徑是情緒。我們可以說情緒讓我們對新病毒感到害怕;而不是病毒本身。
眾所周詳,「我們頭腦中的世界並非現實精確的複製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說 :「我們面前的資訊的普遍性和情感強度,會左右我們對事件發生頻率的判斷。」大腦所做的判斷並非都來自於事實;相反地,更多是來自於想像力和情緒。你排隊去買口罩,可能並不是因為你真的很需要口罩,而是你看到很多人排隊,大腦告訴你也需要去排隊。在極端情況下,這可能導致「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因為我們的情緒衝動壓倒了我們的認知能力。這次冠狀病毒事件觸擊到了這些誘發因素,力度所以很強。
我們自願承擔的風險或至少感到自願的風險,通常被認為是低估了它實際風險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人們把危險視為一個選擇,那麼危險會增加一千倍。其中一個是恐懼。「所有這些事情都影響著我們的感覺。」心理學家說的正是重點。斯洛維奇說 :「這就是我們經受威脅的表現。不是風險的統計,而是風險的感覺。」
對未知的事情恐懼越大
為什麼很多人都怕鬼?很多人怕鬼但還是愛看鬼故事、鬼電影,因為鬼是一種未知的東西,所以人特別害怕。一個風險看起來特別痛苦或令人不安,人們往往會提高這種風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幾率的估計。關於冠狀病毒的報導通常帶有令人不安的印象,包括:不衛生的食品市場,整座城市的封鎖和人滿為患的醫院。另一個觸發因素是人們尚未完全瞭解病毒的威脅。它越不為人所知,就會有越多的人擔心它,並高估它的威脅。令人感到失控的威脅,例如失控的疾病暴發,會引發類似的反應,導致人們尋求重新實施控制,例如囤積物資。
如果這個數字聽起來很高,那麼想想開車,這種危險絕大多數是「自願承擔」的,大家都預想的到,就不那麼害怕,即使開車每年會導致4萬多美國人喪生。估算在美國每年約有44,000人至98,000人因醫療疏失而失去生命,醫療疏失在美國是死因的第三位。為什麼大家還是那麼勇敢地到醫院接受治療?而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不到百人,在各國海關卻要對每一個登機的旅客進行大搜身,大家都毫無怨懟?有太多合理的原因使恐怖主義比交通死亡、醫療疏失更能引起人們的強烈害怕嗎?同樣,快速傳播且人們知之甚少的病毒暴發相對於熟悉的流感也是如此,看來大多數人對於甚麼該害怕;甚麼不被那麼緊張,並不那麼「科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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