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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退之專欄】你是窮人還是富人?出國才會赫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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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韓退之

新台幣怎麼那麼不堪用?我們為什麼那麼窮?

最近,從電視新聞報導上,我們經常聽到底層的台灣人,紛紛抱怨物價上漲,薪水沒有提升。但是颱風來前,大家還是在市場上搶購物資,儘管菜價又漲了兩至三成。基本上台灣還是一個低薪低物價的社會,只要不出國,生活在本鄉本土,老百姓對於自己是富是窮,並不是那麼有感,除非到了比台灣富有的國家旅遊,才會赫然發現自己突然變成「窮人」;正如三十年前,台灣人到中國旅遊,一夕間突然發現自己變成「富人」一樣。最近,我到紐澳旅遊,一路發現,這裡的物價幾乎是台灣的三倍,隨便在街上吃一碗麵就要折合新台幣約500元。即使這樣高的物價,當地人似乎都吃用得津津有味。「他們真的都這麼富有嗎?新台幣怎麼那麼不堪用?我們為什麼那麼窮?」

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大融合:全球平等及其不滿>(The Great Convergence:Global Eq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除了詳細地論述1820年至今「三個不平等的年代」,在結論中,它引述了亞當·斯密的幾段話:他說「然而,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仍然是一個有益的目標。很少有思想家比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更能理解國家間平等的重要性。在他的代表作《國富論》中,他觀察到西方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財富和權力鴻溝如何導致殖民化和不公正的戰爭:「武力的優勢是……。。。歐洲人如此偉大,以至於他們能夠在這些偏遠國家犯下各種不公正行為而不受懲罰,」他寫道。巨大的差異助長了暴力和不人道行為,但史密斯仍然看到了希望的理由。「今後,也許這些國家的土著會變得更強,或者歐洲的土著可能會變得更弱,」史密斯想像道。「世界各地的居民可能會達到勇氣和力量的平等,通過激發相互恐懼,可以單獨威懾獨立國家的不公正,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尊重彼此的權利。」

中國是世界上退休人員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時代——至少我們經常被告知。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西方富裕經濟體,富人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逐年擴大,成為鴻溝,蔓延焦慮,煽動怨恨,擾亂政治。從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崛起、英國脫歐公投、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到中國最近下崗人員的抗議活動,一切都應歸咎於它。中國是世界上退休人員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收入差距。有人認為,全球化可能讓某些精英變得富有,但它卻傷害了許多其他人,蹂躪了曾經的工業中心地帶,使人們容易受到民粹主義政治的影響。

如果你只看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這樣的敘述有很多是真實的。將視野從民族國家的層面縮小到整個全球,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就這一規模而言,二十一世紀的不平等情況正好相反:世界正變得比一百多年來更加平等。

全球不平等開始下降歸功於中國的經濟崛起

「全球不平等」一詞是指在特定時間內世界所有公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並根據國家之間的價格差異進行調整。它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衡量,基尼係數從零(一種假設的完全平等的情況,即每個人收入相同)到 100(另一種假設的情況,即一個人獲得所有收入)。得益於許多研究人員的實證工作,經濟學家可以勾勒出過去兩個世紀估計全球不平等變化的總體輪廓。

從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出現到二十世紀中葉,隨著財富集中於西方工業化國家,全球不平等加劇。它在冷戰期間達到頂峰,當時全球通常被分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代表經濟發展的三個水平。但隨後,大約 20 年前,全球不平等開始下降,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的經濟崛起,直到最近,中國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1988 年,全球不平等的基尼指數達到 69.4 的最高水平。2018 年降至 60.1,這是 19 世紀末以來的最高水平。

實現更大程度的全球平等的進展並非不可避免。中國現在,中國已經變得過於富裕,無法幫助有效減少全球不平等,而印度等大國的經濟增長可能無法達到中國那樣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非洲國家的表現;非洲大陸可以為全球貧困和不平等的下一次大幅減少提供動力。但即使全球不平等程度下降,也不意味著個別國家的社會和政治動盪將會減少——如果有的話,情況恰恰相反。由於全球工資的巨大差異,貧窮的西方人幾十年來一直躋身世界收入最高的人群之列。但這種情況將不再是這樣,因為收入不斷增長的非西方人將取代貧窮和中產階級的西方人的崇高地位。這種轉變將凸顯富裕國家的兩極分化,

不平等的三個時代

全球不平等的第一個時期大約從 1820 年到 1950 年,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不平等現象穩步加劇。在工業革命時期(大約 1820 年),全球不平等程度相當溫和。1820年,最富有國家(英國)的GDP是最貧窮​​國家(尼泊爾)的五倍。(當今最富有國家和最貧窮國家的GDP之比超過100比1。) 1820 年,基尼係數總體為 50,這是當今非常不平等的國家的典型特徵,例如巴西和哥倫比亞,但從整個世界來看,這種不平等程度實際上相當低。(從長遠來看,美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 41,而以平等主義為傲的社會民主國家丹麥的基尼係數為 27。)

19 世紀和 20 世紀上半葉全球不平等的加劇,既是由各國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異來衡量)和國家內部不平等的加劇(以公民的差異來衡量)推動的。特定國家的收入)。國與國之間的差異反映了經濟歷史學家所說的「大分流」,即一方面是西歐、北美以及後來的日本等工業化國家,另一方面是中國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印度、非洲次大陸、中東和拉丁美洲,人均收入停滯甚至下降。這種經濟上的差異產生了政治和軍事上的必然結果,崛起的帝國國家將垂死的或被征服的國家拋在了塵埃中。

第二個時代延續到二十世紀後半葉。它的特點是全球不平等程度非常高,基尼係數在 67 到 70 點之間波動。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極其嚴重:例如,在 1952 年,美國人均GDP是中國的15倍;美國人口占世界的 6%,產出佔全球的 40%。然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幾乎在所有地方都在減少。在美國,隨著高等教育的基礎更加廣泛、中產階級能夠負擔得起,以及福利國家的雛形出現,美國的教育水平下降了。在共產主義中國,隨著20世紀50年代大量私人資產的國有化以及隨後的文化大革命的強制平均主義,它崩潰了;在蘇聯,隨著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改革削減了斯大林主義權貴們過高的工資和福利,它也垮台了。

二十世紀下半葉——全球不平等最嚴重的時期——也是「三個世界」的時期:富裕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世界,主要在西歐和北美;第二世界的較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和東歐;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大部分位於非洲和亞洲,許多國家剛剛擺脫殖民統治。拉丁美洲國家通常被歸入最後一類,儘管它們平均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富裕,並且自 19 世紀初期以來就享有獨立。

這個時代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年裡繼續存在,但在二十世紀之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全球不平等現像在大約二十年前就開始下降,並且一直持續到今天。它已經從2000年左右的70基尼點下降到20年後的60基尼點。全球不平等現象的減少發生在短短 20 年之內,其速度比 19 世紀全球不平等現象的增加還要急劇。這一下降是由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推動的。該國為減少全球不平等做出了巨大貢獻,原因有很多:其經濟起點較低,因此可以在兩代人的時間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並且憑藉該國的人口,

亞洲的崛起導致全球不平等現象減少

憑藉其龐大的人口和相對貧困,印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可以發揮類似於中國在過去20年中所發揮的作用。如果更多的印度人在未來幾十年變得更加富有,他們將有助於減少全球總體不平等。許多不確定性給印度經濟的未來蒙上陰影,但近幾十年來的進步是無可爭議的。20世紀70年代,印度佔全球GDP的比重不足3%,而工業大國德國則佔7%。到 2021 年,這些比例已經互換。

但儘管自世紀之交以來全球總體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許多大國的不平等現象卻有所加劇,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美國,甚至歐洲大陸的福利國家。僅拉丁美洲玻利維亞、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地方通過廣泛的再分配計劃減少了嚴重的不平等,從而逆勢而上。第三個時代反映了第一個時代:世界一個地區的收入增加,而另一個地區的收入相對下降。第一個時代是西方的工業化和印度的去工業化(當時在英國人的控制下,壓制當地工業);第三是中國的工業化,某種程度上也是西方的去工業化。但當今時代,全球不平等卻出現了相反的影響。十九世紀,西方的崛起導致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加劇。最近一段時期,亞洲的崛起導致全球不平等現象減少。第一個時期是分歧時期;當前是趨同時期之一。

在山頂並不那麼孤獨

深入到一個人的層面,顯而易見的是,這可能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收入階梯上個人地位最大規模的重新洗牌。當然,人們傾向於關心自己相對於周圍人的地位,而不一定是相對於那些他們很少見到的遠方的人的地位。但全球收入排名下滑確實要付出實際代價。許多全球定價的商品和體驗對於西方的中產階級來說可能越來越難以獲得:例如,參加國際體育或藝術活動、在異國他鄉度假、購買最新的智能手機或觀看新電視劇的能力都可能會增加。變得經濟上無法承受。一名德國工人可能不得不用在另一個地方較短的假期來代替在泰國的四個星期假期,也許位置不太有吸引力。一位生活拮据的義大利業主在威尼斯擁有一套公寓,但他可能無法享受到它,因為他需要常年出租它來貼補收入。

美國人在歷史上一直主宰著世界的最頂層

富裕國家的低收入群體歷來在全球收入分配中排名靠前。但就收入而言,他們現在正被亞洲人超越。中國的快速增長重塑了全球收入分配的各個方面,但這種變化在全球排名的中上層地區最為明顯,這一部分通常都是西方國家的工薪階層。在世界上收入最高的 5% 人群中,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因為沒有足夠多的中國人變得如此富有,足以取代最富有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而他們在歷史上一直主宰著世界的最頂層。過去150到200年的全球收入金字塔。

我使用中國城市居民的數據,因為中國對城鄉地區進行單獨的住戶調查,而且中國的城市人口(現在超過9億人)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融合程度比農村人口強得多。中國城市人口在全球範圍內上升了 24 至 29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特定城市人口在短短 30 年內就跨越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例如,1988年,中國城市收入中位數的人在全球收入百分位中排名第 45 位左右。到 2018 年,這樣的人將晉升到第 70 個百分點。鑑於中國在那段時期的人均 GDP 增長率異常高(平均每年約 8%),這並不奇怪。但中國工薪階層的地位不斷提高,導致其他國家的工薪階層相對下降。

全球不同的收入狀況對應著不同的消費模式

義大利提供了這種效應最明顯的例子。1988 年至 2018 年間,義大利人的平均全球排名下降了 20%。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低的義大利十分位數分別下降了六個和兩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富有的義大利人的全球地位幾乎沒有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事實證明,較富有的義大利人往往位於中國增長帶來巨大變化的全球分佈部分之上。義大利觀察到的變化並非該國獨有。德國最貧困收入十分之一的德國人的平均收入已從 1993 年全球第 81 個百分位數下滑至 2018 年的第 75 個百分位數。1988 年至 2018 年間,最貧困十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水平從全球第 74 個百分位數下降到第 67 個百分位數。但富有的德國人和美國人仍然保持著原來的狀態:處於頂層。

這些數據揭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故事,僅通過對不平等問題的國家研究很難發現這個故事: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由屬於全球收入分配截然不同部分的人們組成。全球不同的收入狀況對應著不同的消費模式,而這些模式又受到全球時尚的影響。因此,隨著西方國家的人口(以收入水平衡量)越來越屬於全球收入等級中截然不同的部分,西方國家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感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隨之而來的社會兩極分化將使西方社會與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相似,那裡的財富和生活方式的鴻溝極其明顯。

全球富人中有超過 40% 是美國公民,西方人佔該群體的 80%

與全球收入分配的中間層不同,頂層的構成在過去三十年中基本保持不變:以西方人為主。1988年,全球收入最高的5%人口為2.07億人;2018年,這一數字為3.3億,反映了世界人口的增長和可用數據的擴大。他們代表了一群可以被稱為「全球富人」的人,比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低一檔。

美國人佔這一群體的多數。1988 年和 2018 年,全球富人中有超過 40% 是美國公民。其次是英國、日本和德國公民。總體而言,西方人(包括日本人)幾乎佔該群體的 80%。中國城市居民最近才躋身全球富裕階層。他們的份額從 2008 年的 1.6% 上升到 2018 年的 5.0%。

全球收入分配的頂端仍然由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主導

在亞洲國家(不包括日本)中,只有城市華人真正屬於這一群體。1988 年,城市印度人和印度尼西亞人在全球人口前 5% 中所佔的比例微不足道。2008 年至 2018 年間,這些數字僅略有上升:印度從 1.3% 升至 1.5%;印度尼西亞,從 0.3% 到 0.5%。這些比例仍然很小。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也是如此,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除了巴西和俄羅斯的人們之外,這些地區的人們從未在全球富裕階層中大量參與。因此,全球收入分配的頂端仍然由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主導。但如果東亞(尤其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增長率差距持續存在,全球富裕人群的國家構成將會發生變化,也。這種變化表明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平衡的演變。這些個人層面的數據一如既往地顯示出一些大國的崛起和另一些大國的相對衰落。

中國中上層階級將開始大量進入全球收入分配的頂端

全球不平等的未來走向很難預測。三個外部衝擊使當前時期與以往不同:COVID-19大流行大幅削減了各國的增長率(例如,印度 2020 年的增長率為負 8%);鑑於美國和中國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以上,中美關係的惡化必然會影響全球不平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全球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動搖了全球經濟。這些衝擊及其不確定的後果使得預測全球不平等的未來成為經濟學家們一項艱鉅的任務。然而,某些進展似乎是有可能的。其一,中國財富的增加將限制其降低全球不平等的能力,其中上層和上層階級將開始大量進入全球收入分配的頂端。來自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其他亞洲人收入的增加也將產生類似的影響。

在未來幾十年的某個時刻,中國和美國人口在全球富人中所佔的比例可能會大致相同——也就是說,按照全球標準,中國的富人數量可能與美國的富人數量一樣多。這樣的發展很重要,因為它將反映世界經濟、技術甚至文化力量更廣泛的轉變。

世界正處於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平等的時期

要準確確定這種情況何時發生,需要基於許多假設進行相當複雜的計算,包括兩個經濟體的未來增長率、內部收入分配的變化、人口趨勢以及中國正在進行的城市化。但決定全球富裕的中國人口數量何時能與全球富裕的美國人數量相等的最重要因素是快速擴張的中國和美國之間人均GDP增長率的差異。這一差距(稱為「增長差距」)在 80 年代為 6 個百分點,在 1990 年代為 7 個百分點,但在中國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上升至 9 個百分點。 2008年。此後差距已縮小至約四個半百分點。由於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放緩,這一差距可能會進一步縮小至兩到四個百分點。同樣,即使美國目前的人口增長率略高於中國,兩國的人口增長率也可能相差不大。

70年後,當時貧窮的中國將擁有與美國一樣多的富裕公民

考慮到所有這些,就可以估計收入等於或高於美國收入中位數的中國人的絕對人數何時與美國人的絕對人數相匹配。(根據定義,後者占美國人口的一半。)目前,只有不到 4000 萬中國人符合這一條件(而美國人大約有 1.65 億)。但由於每年約 3% 的增長差距,20 年後這兩個群體的規模將持平;如果增長差距較小(例如每年僅百分之二),十年後就能實現平等。

一代人或一代半人的時間還不到,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到現在所經歷的時間。中國正極其接近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沒有人預料到的情況:70年後,這個當時貧窮的國家將擁有與美國一樣多的富裕公民。

非洲似乎不太可能複製亞洲近期的經濟成功

由於這一巨大轉變,中國將不再為減少全球不平等做出貢獻。然而,非洲國家可能會推動未來的減排。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非洲國家需要比世界其他國家更快地增長,特別是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富裕國家和中國更快。他們在這裡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因為他們大多是窮人,而且因為隨著世界各地出生率低於更替水平,非洲人口預計將在本世紀甚至下個世紀增長。

然而,非洲似乎不太可能複製亞洲近期的經濟成功。非洲 1950 年後的記錄不容樂觀。假設人均增長率至少在五年內保持5%,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但並非遙不可及:在過去70年裡,只有六個非洲國家成功實現了這一目標。這些特殊的增長事件涉及除一個案例之外的所有非常小的國家(就人口而言)以及那些其增長依賴於出口商品的國家(加蓬和赤道幾內亞的石油,以及科特迪瓦的可可) )。博茨瓦納和佛得角也做到了這一點,但它們都是非常小的國家。埃塞俄比亞是唯一一個保持高增長率的人口大國(人口超過1億),

對非洲的援助未能帶來經濟增長,反被錯誤分配被盜

這個簡單的練習表明,人口最多的非洲國家——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埃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坦桑尼亞和南非——將不得不逆歷史趨勢而行,以發揮中國近幾十年來在減少全球不平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當然,許多觀察家認為亞洲不太可能出現巨大的經濟增長。例如,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貢納爾·米爾達爾 (Gunnar Myrdal) 在其 1968 年出版的《亞洲戲劇:國家貧困調查》一書中預測, 由於人口明顯過剩且技術進步有限,亞洲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處於貧困狀態。但繆達爾的書出版僅僅十年後,該地區就開始出現異常高的增長率,並成為某些技術領域的領導者。

援助不太可能成為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過去60年西方援助非洲的經驗清楚地表明,這種支持並不能保證該國的發展。援助既不充分又不相關。這是不夠的,因為富裕國家從未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大部分用於對外援助;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目前僅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18%用於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歸類為「安全相關」並用於購買美國軍事裝備。但即使援助總額更大,也無關緊要。非洲受援國的記錄表明,此類支持未能帶來有意義的經濟增長。援助經常被錯誤分配,甚至被盜。它產生類似於「資源詛咒」的影響,即一個擁有特別有價值的商品的國家仍然表現不佳:它經歷了巨大的初步收益,但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後續行動或更可持續的、廣泛共享的繁榮。

貧困和軟弱的非洲政府,將導致全球主導大國爭奪非洲大陸

如果非洲繼續萎靡不振,這種停滯將繼續驅使許多人移民。畢竟,移民帶來的收益是巨大的:一個在突尼斯擁有中等收入的人搬到法國並開始在法國收入達到第 20 個百分位數,他的收入仍然會增加近三倍,此外還能創造更好的收入。他的孩子們的生活機會。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移居歐洲可以獲得更多收益:一個在烏干達收入中等的人移居挪威,收入達到挪威第 20 個百分點的水平,其收入將增加 18 倍。非洲經濟體無法趕上富裕國家(因此無法減少未來全球收入不平等)將刺激更多移民,並可能加強富裕國家的仇外。

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加上持續的貧困和軟弱的政府,將導致全球主導大國爭奪非洲大陸。儘管冷戰結束後西方忽視了非洲,但中國最近在非洲大陸的投資提醒了美國和其他國家注意非洲的重要性。美國國際開發署不僅將注意力轉向非洲,還決定將重點放在更多「實體」基礎設施項目上,類似於中國青睞的項目,從而間接討好中國。非洲國家正在認識到,大國競爭對他們來說可能並不是那麼糟糕,因為他們可以與一個超級大國對抗另一個超級大國。但還有一個更嚴峻的情況,即非洲大陸分裂為盟友和敵人,雙方相互競爭甚至開戰。這種混亂將使復制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功的非洲共同市場的理想變得更加遙遠。未來幾年,非洲經濟大幅增長並有效抑制全球不平等的前景渺茫。

歐洲人如此偉大,他們能夠犯下各種不公正行為而不受懲罰

無論全球不平等走向何方,未來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除非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否則中國公民在全球收入分配上層的比例將繼續上升,相應地,西方人在該群體中的比例將會下降。這一轉變將與工業革命以來的情況發生顯著變化,當時西方人絕大多數位於全球收入金字塔的頂端,甚至貧窮的西方人在全球範圍內也排名靠前。西方中下階層的全球收入地位逐漸下滑,造成了國內兩極分化的新根源:某個西方國家的富人在全球範圍內仍將保持富裕,但該國的窮人將下滑全球的啄食順序。至於全球不平等的下降趨勢,需要人口眾多的非洲國家強勁的經濟增長——但這仍然不太可能。移民離開非洲、大國對非洲大陸資源的競爭以及貧困和政府軟弱的持續存在可能會像過去一樣影響非洲的未來。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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