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智老人知道幸福是甚麼嗎?也許不知。但如果我問你 : 「你知道幸福是甚麼嗎?」你又能說出幾句中聽的話呢?你可以肯定地說,你在客廳養的那一缸魚,牠們都快樂嗎?你養的那隻見人就躲起來的貓,牠快樂嗎?那隻狗呢?牠都得腫瘤了,牠快樂嗎?如果你也無法確定牠們知不知道甚麼是幸福,連你也不知幸福為何物,那麼又何苦去逼問家中,那一位曾經在職場指揮千軍萬馬,如今失智的老人,一定要他告訴你幸福是甚麼呢?
文 / 鄭春鴻
家中有失能失智的長輩,需要自己親自照顧,或必須聘用看護移工24小時照顧的家庭越來越多。面對一日一日逐漸衰老,自主能力越來越退化的長輩,子女們每天望著表情不多,也無言語的老者,不禁會思想 : 「他幸福嗎?」尤其當老者已經完全認不出周遭任何一個子女親友,甚至已對一日晨昏幾乎不知,鎮日臥床,飲食排泄都需要旁人料理之時,面對這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長輩,再如何孝順的子女,難免要自問 : 「在堅持把他留在家裡,有意義嗎?」
有認知障礙的人無法追求美好生活?
在思考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的幸福時,關於「幸福的標準」說法之間的差異尤其重要。所有類型的障礙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然而,認知障礙直到最近才在哲學中得到相對較少的關注。
對幸福的主觀描述,即享樂主義和簡單欲望的描述,似乎更容易適用於有這種認知受到損傷的人,原因有二。首先,快樂、痛苦、滿足和挫折比知情欲望和客觀清單理論所考慮的更複雜的心理狀態,更容易傳達和評估。其次,有認知障礙的人似乎不太能夠享受或達到標準客觀清單上的某些描述:不僅僅是各種形式的成就,還有各種社會關係和審美體驗。更廣泛地說,有認知障礙的人可能無法形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概念。因此,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反而可以而且經常被認為「享有相對較高的幸福感」,對於一個對周遭人事物都已經慒然不知的人,大家都說「天兵」不識愁滋味,反而快樂。這種說法旁人不置可否下,似乎也多少只好接受,
「天兵」是快樂的,顯然把事實簡單化
但是「天兵」是快樂的,顯然把事實簡單化。即使是Martha Nussbaum(2006),一個對幸福和殘疾人能力的客觀描述的堅定支持者,也擔心她描述評估最嚴重的認知障礙者的幸福時可能會過度,因為他們在一些或許多領域缺乏有意義的選擇能力。她贊成對有認知障礙的人更多地強調功能而不是能力:強調他們實際做什麼或經歷什麼,而不是強調他們在經歷、活動和生活計畫中的選擇能力。這就為修改她的論述提供了一種方法,以便使更多的這類殘疾人達到幸福的門檻。但是,與其他人相比,它對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採用了不同的標準,並提出了在哪裡以及如何在每個標準所適用的人之間劃清界限的問題。
成為認知障礙者的 「精神義肢」
一些殘疾學者可能擔心,使用雙重標準充滿了精英主義和居高臨下的感覺。但它有一種頑強的吸引力,因為客觀的描述在適用於認知障礙者時顯得過於苛刻。為了評估他們的幸福,把有嚴重的集體認知障礙的人與認知正常的人放在一個單獨的比較類別中,似乎是「深刻而有害的不平等主義」。當然,情況可能僅僅是,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確實比沒有這些障礙的人的幸福水準低。但其他條件不一定相同:可能許多有認知障礙的人如果得到某些形式的支援,就能達到與其他人一樣高的幸福水準。哲學家討論了幫助認知障礙的人構建個人美好概念的 「精神義肢」。這些都是保障認知障礙者幸福的不同方法,有著不同的目的。尋求促進有價值的功能的行使或能力,如社會關係、有意義的工作和政治活動。有的目標更廣泛,但更不具體:促進有認知障礙的人參與發展符合其願望的善的概念,並提供合理的實現前景。
你在客廳養的那一缸魚,牠們都快樂嗎?
這都得到了一些經驗研究的支援。諸如殘疾理論家堅持認為,有嚴重認知和交流障礙的人可以而且確實有能力在各種選擇中進行選擇,如果這些選擇能夠以他們能夠理解的方式制定,或者如果他們的非障礙的親密夥伴或照料者能夠學會閱讀他們實際表達其偏好的方式,以説明他們使其生活按照他們想要的方式發展。
失智老人知道幸福是甚麼嗎?也許不知。但如果我問你 : 「你知道幸福是甚麼嗎?」你又能說出幾句中聽的話呢?你可以肯定地說,你在客廳養的那一缸魚,牠們都快樂嗎?你養的那隻見人就躲起來的貓,牠快樂嗎?那隻狗呢?牠都得腫瘤了,牠快樂嗎?如果你也無法確定牠們知不知道甚麼是幸福,連你也不知幸福為何物,那麼又何苦去逼問家中,那一位曾經在職場指揮千軍萬馬,如今失智的老人,一定要他告訴你幸福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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