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單純的感恩拜訪之旅,陡然轉蛻質變為使命必達的「交付任務」,怎樣的強心臟才能承受?
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清早,老婆扮演保姆角色,陪我搭高鐵前往嘉義,在那裡會合台灣意象書法家陳世憲,我們要前往「素樸居」拜訪張良澤教授。
早在台中中興大學讀中文系(1975-1979)時,我讀了「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而對張教授印象深刻,隨後,在東海大學對面的花園認識楊逵「壓不扁的玫瑰」,因緣際會與來自台南的林梵、張教授等見了面,只是當時我只是不起眼的楞頭青小伙子,他們或許對我未曾留下任何印象。

依稀記得張教授敏感發現黨國威權統治當局,已將他當成欲除之而後快的「大毒草」,因而張教授透過管道為自己安排了再度赴日擔任教職的不得已之旅,臨出國前夕,文壇超重量級的鍾肇政老大,曾安排餐會幫他送行,我跟著鍾老大當陪客,但我與張教授一直沒有深刻的互動。
所以起心動念拜訪張教授,主要是接獲「老人叢刊」,對超過八十歲的張教授仍然胸懷「追夢」大願,我內心受到強烈震撼,單純的只想向「永不屈服」的靈魂致敬,以及表達感恩之心。
但這第一次比較深刻的互動交談,張教授卻扳起長者的威嚴臉孔,交付任務要我寫下文壇交遊記錄,並「命令」我老婆當「監督」,確保使命必達,在逃無可逃的情況下,我只能靜默接受了!
最近翻閱好友陳彥斌從臉書傳來一張照片,那是彥斌、我和張教授三人合照,當時我代表自由時報前往日本東京參加FAPA論壇活動,或許是政治記者的職業病,彥斌規規矩矩坐在教室聽課,我則是不務正業,成天往外跑,究竟瞎忙些什麼,如今也記憶模糊,說不清道不明。
比較有趣的是那次行動,我認識了曾任台獨聯盟宣傳部長的劉明修(歸化日本籍,自行取名為伊藤潔),我們一見面就成為莫逆之交和忘年之交,迄二○○六年一月十六日遠行前,我們也有很多深刻互動,甚或有時半夜他會從東京打國際電話給我,兩人一聊往往超過兩、三個小時。
劉明修是宜蘭人,一九三七年生,中興大學畢業後赴日,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在東京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津田塾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東京大學、二松舍大學、杏林大學等,他所寫的「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台灣──四百年的歷史與展望」、「鄧小平傳」、「李登輝傳」等日文書,銷售量每本都超過二十萬本,而為了撰寫「李登輝傳」,他也曾多次返台進入總統府,與李登輝本人探討和交換意見,並自稱是「李登輝迷」。
認真推敲起來,我與劉明修的「相遇」,可謂是「純屬意外」!原本前往東京時,鄭南榕已透過管道,幫我安排會見獨台會史明,找機會為我服務的報社做專訪,並受人之託與史明談「台灣四百年史」在台灣刊行的一些問題。
但到了東京後,中間人告知我原先預定的「約會」,出了一點小麻煩,對方要求我在旅館房間等待進一步通知。孰料,翌日一大早,國史館長吳密察(他曾是我八十年代雜誌社的同事,當時正在東京讀博士學位)就來敲門,他說要帶我去見一些有趣的人。我沒吭聲,立即跟他出門,但坐車、轉車了一、二個小時,我才突兀問:「不是要帶我去採訪史明嗎?怎麼這麼久還沒到?」吳答:「是比史明更有趣的人,獨台會和台獨聯盟差不多,不必太計較!」
從東京池袋轉往郊區武藏野市境的巴士上,吳密察表示,劉明修是不世出的大戰略家、大文學家,有很多「豐功偉業」幫台獨聯盟在日本站穩腳跟,但到目的地第一眼看到劉明修,卻發現他身上完全找不著「世外高人」的蛛絲馬跡,倒是比較像歷盡風霜的「糟老頭」,但我也沒當面吐槽,反而還隨口恭維了幾句。
劉明修的確是很愛講話的人,一講就沒完沒了,甚或我跟他說翌日有些主辦單位安排的課要上,必須告辭回蝸居的小旅館,他還是邊喝啤酒,強留了一個晚上,隔天中午因與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教授有約,他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放人!
超過十個小時的互動交談,我發現他被台獨聯盟一些元老級人士尊稱為「革命導師」,確實不是灌水的,我在媒體擔任政治記者,他問我的話都集中在台灣政經情勢的發展,以及民進黨能否扮演民主改革的積極性角色,對於李登輝的戰略思維,或這位中國北京政權最頭痛的男人,會否被黨國威權體制的頑固派架空,他也深感憂慮。
從事後諸葛的角度看,吳密察和劉明修的這次「純屬意外」,卻陰錯陽差幫我化解了一場劫難。因為當天一大早離開東京小旅館,獨台會史明派遣的人也敲了門,跟我同居一室的某同業,「自告奮勇」隨其前往赴約,但他返台時在機場卻遭遇了大麻煩,被機場安檢人員針對性盤查二、三個小時,連行李箱底層都被利器劃開徹底檢查。畢竟史明發現到場的不是我,就呼嚨了事,沒有交給他任何文件和資料。如果是我被這樣大陣仗針對惡整,或恐不出事也很難。
黑名單解禁後,劉明修也如願返台,但他進總統府與李登輝會面,卻因為是兩個「愛講話的人」,而碰撞出燎原的火花,原本預定一個小時的談話,由於互動火熱,延宕至二個小時,雙方都意猶未盡,只好約到李登輝官邸續攤。劉明修透露,李登輝讀過日文版「鄧小平傳」,對中國政經情勢發展,有高度興趣,他只好捨命陪君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很多人好奇,李登輝在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的「十八套劇本」說,劉明修是否提供了某些「獻策」或「內幕消息」?劉明修意在言外透露,他曾當面建議「台灣要拿出十八般武藝」,對抗中國北京政權可能挑釁和打壓操作,李登輝應該是參考很多具國際性視野的資訊,才融會貫通出自己的「十八套劇本」。
雖然身在日本,劉明修對台灣民主化的關心,或恐只有「狂熱痴迷」可形容十之一、二。我記得報社下班回到家,大約是深夜或凌晨,常常會接到劉明修的國際電話,而且一聊就是二小時或更多。過去我在自立晚報,為了採訪許信良從海外遷黨回台的一些新聞,每個月報社都要收到新台幣十萬元左右的帳單,劉明修那種國際電話打法,恐怕每月帳單會達到五十萬或更多,但劉明修說這些帳都算是他寫書的成本,可以報銷抵稅。
「李登輝被黨國威權統治集團架空了嗎?」我多次詢問,劉明修卻未曾給我明確的答案,他只是不斷意在言外表示,水很深,看不透澈,還需持續觀察,雖然有很多人想方設法要架空他,但他很堅持要做自己,也有神當靠山,要走更遠的路,需要更多人支援他!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猝逝,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依憲法規定繼任總統,但由於過去蔣介石逝世後,其副總統嚴家淦也繼任了總統,黨政大權卻由「欽定」接班人蔣經國牢牢掌控,因而各方對李登輝的處境和未來發展眾說紛云,莫衷一是。
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左右,我突兀接獲一通來自日本東京的國際電話,一位來台採訪過選舉新聞的知名通訊社記者,告知我前一天晚上十一時左右,中國北京已傳出蔣經國猝逝的消息,許多國際通訊社的北京特派員,一早就搭機到香港,準備轉機到台北採訪該項國際矚目的超大新聞,他家的北京特派員,是第一次到台北,他拜託幫忙照顧和引導找到門路云云。
我當時剛睡醒,頭痛昏沉,但聽到爆炸性的消息,不得不逼迫自己快速醒過來,腦海中同時浮現大問號,不是「歲月靜好」社會和諧嗎?怎麼突兀就「晴天霹靂」呢?快到中午的時候,我轉到民權東路巷子裡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問鄭南榕是否聽到了消息?「阿國仔死了?你沒開玩笑?」鄭原本是坐在總編輯座椅上,突兀站到我身邊,雙手有點不知所措。

「為何電視新聞都沒報導?他們都不知道嗎?」我故作鎮定答:「很多國際通訊社北京特派員大約傍晚就會到台北,到時就會鬧翻天了!」過去的案例,蔣介石逝世,是等威權人士「調兵遣將」安排妥當,延宕了一段時日才公布,鄭南榕對此相當興奮,他說:「我調所有人手回來雜誌社,為出版特刊而打拚,最好是延宕久一點才對外公佈。」鄭南榕強調,他要「黑白亂舞」,讓威權統治當局鷄犬不寧!
所謂「黑白亂舞」,就是調回很多菜鳥記者、編輯等,在辦公室打電話,狂轟猛炸總統府、行政院和各有關單位,只要查得到電話,就打進去問「阿國仔死了嗎?」「何時會正式對外公佈?」得不到具體答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反正中華電信市內電話很便宜,花一萬元就可癱瘓很多公家機關,何樂而不為?果然,到了下午三點左右,總統府就無預警公佈蔣經國死亡資訊,引爆連鎖反應。
劉明修曾透露,他當面問過鄭南榕的「黑白亂舞」,但李登輝先是顧左右而言其他,繼而才輕描淡寫說:「小打小鬧的事,自然有人會管!」劉明修參不透玄機,他問我的看法,我也是不知所云。
劉明修行事風格讓我印象深刻和懷念不已的,是某次有星級飯店嫡系高層請吃飯,他選擇吃清粥小菜,到了飯店台菜廳,上了一桌澎湃的高檔食材,他看了半天,卻向主人表示,他比較想吃炒地瓜葉和菜脯蛋,主人找來大廚,要求趕緊上貴賓想吃的菜,大廚面有難色說沒有準備地瓜葉,主人則厲色要求立即調度處理,不得讓貴賓失望。
二○○四年以後,劉明修病情明顯惡化,甚或一個禮拜須洗腎兩至三次,但他仍然經常回來台北,每次都讓我幫他預訂六福客棧房間,當時自由時報在南京東路、伊通街口的聯邦大樓,我曾帶他會見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劉明修說這是為了鞏固〝本土派〞牆腳,我只知道他們兩人見面,確實是「相談甚歡」。
(本文和「老人文學叢刊」同步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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